应天府、济、单、曹、濮、郓、广济军等，昨全无夏麦，转运司不与减放租税。朝廷知民力之敝，令南京通判宗纯体量而已，后时督纳了足。比秋复旱，所收苗稼一二分，又复不为蠲除，因兹覃庆，请与免放。

伏以京甸者天下之根本，赋役者百姓之生命。今畿内租税之制，比四方最重，输送之不给，则辄托于水旱之灾，以倖蠲放，夏秋群诉，岁以为常。且都城之内，豪商大姓累赀居货，以逐机利，僭侈逸豫，无所不至，赋调所不加，更徭所不及。而农民服田力穑，供税租，给徭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为王民，而都门内外劳逸之殊如此。又权豪之家凌夺贫细，窜移税色，轻重不均。乞因赦文明谕恩意，为择明敏朝臣，据府县版图、赋租名数，重定税式，稍从轻宽，按地顷亩均其输入、变折杂科，率为定例。仍制都畿之内，严立占田之限，无使形势侵并单弱。此实彊干之术，扶本之道也。

臣闻理人之道，地著为本；分民之要，平土为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立步亩，以正经界。夫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谓什一之法。夏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皆什一也。故《春秋传》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者也」。其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准肥硗以为差，随厚薄而收入。是以《春秋》讥宣公初税亩，谓履亩而税，择其善者取之，故君子恶公，以为于民已悉矣。自庐井之坏，而王制大乱，民生失平，税赋之法不齐矣。汉初，接秦之暴，务安残氓，约用省禁，益薄田租，至文、景之际，乃或三十而收一，时更尽除勿收，可谓宽约矣。于时网疏而民富，百姓安乐，知重礼义，天下之刑狱几措焉。夫厚敛则民困，困则奸盗起而刑辟重；轻赋则民足，足则礼义兴而刑罚简。刑辟重，则民愁怨而思乱；礼义兴，则民安乐而思治。思乱者，视其君如仇雠，虽箕、微之仁，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爱其君如父母，虽蚩尤之孽，不能使之动而危。盖厚敛起乎荒汰，薄赋由乎节用。秦自暴政之并天下，侈心无极，恢大封域，北拓胡地，南开越境。于是发闾左之戍，扫天下之命，飞刍挽粟，万里转馈，暴骸露骨，积于边荒。内兴功事，穷极力役，创阿房之宫，备六国之制，胡亥发徒百万，以营骊山，及山东兵兴，聚师待饷。此所以收大半之赋而不足也。汉初定天下，生人困瘁，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孝文躬修俭节，仁爱清静，宫室苑囿、车马服御无所增饰，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身衣弋绨，后宫亲幸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惜百金之费，罢露台而不为；匈奴背约犯塞，令守边备，不发兵深入，无动劳百姓；治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物，不藏金银。又亲行耕籍之礼，以劝农事，务广储蓄，以备灾沴。此所以三十而税一，或尽除勿收，而国用足也。自汉叔世，吴、魏三分，司马氏之南渡，中原剖裂，外备疆事百役之费，内则间以昏僻骄淫之主急征横敛，科调杂出。是故汉有虐政而作田亩之赋，齐有淫政而重床调之租，隋有乱政则有先期逆征之暴，唐有弊政则有青苗地头之税。旧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疲人，自取孤弱。是何异割肌肤而滋口腹，事枝叶而剔根心？反裘负薪，徒有惜毛之意；毙人以梃，不知罪岁之非。剥敛之名，可谓穷矣。国家接衰唐之颓纲，经五代之乱轨，平四方之僭闰，立一王之法式，其横出之算，无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比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赋之重轻，裁使平均，本于宽约，利人奉国，诚为中典。夫古之田制，有赋有税，税以待郊社百神宗庙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之给；赋以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今夫车马甲兵之资，士徒之众，皆县官素具，不复籍于民。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畿甸之外，岁供两税，无他课调。则是今制赋之法，抑已简而有经矣。至如山原之地，或入稻粳之物；陂泽之乡，或有缣绨之税。舍其所有，责其所无，农人供之，其费自倍。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倍称而取，使乘利估贩者得操其奇赢，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重困也。诚依古制，均定壤赋，随地所产，因民所工，省其杂名，专为谷帛，除折准之令，去钱刀之目。如此，则国之经入如故，民之输出有常，利归于诚农，权夺于富人，上之德泽加于百姓，民之颂声兴于天下，可以制梃而鞭挞历世之暴君污吏矣。

臣闻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枢会。譬之一人之身，则京畿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处劳，养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后康四方，理国之体也。今所谓租税之法，更徭之制，而王畿最重，品色尤烦。力耕时穫，无水旱虫螟之害，田赋适办。铢收毫聚，累以岁月，生业甫立，驱就一役，随复破散。故甸内之民，鲜有盈室者。昔明王保邦预备之道，惟于平世始可为谋，及其已弊，救日不暇，虽有贤智，岂遑经久？今内外无事，赋入有经，而民家壁立，野无青草，设有横出之调，缓急之率，不及均远，应近求具，则必扶老携幼，转死沟壑，虽峻刑严禁，不能止流亡播溃之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度；制民之产，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且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馀，乘坚策肥，履丝曳䌽，羞具居室过于侯王，淫侈之俗日以轻僭。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优游逸豫，专事骄靡。而农人侵冒寒暑，服田力稼，以供租税，以给徭役，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为王民，而都门内外，劳逸之殊如此，此岂抑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国家发德音，布恩令，必首及辇毂。或曲有所被，重罪者末减，轻系者疏宥，奸邪桀慝、踰轨乱常、草窃伪滥不经之民咸沾涣泽，而农人积逋旧负，锥刀之末，不蒙蠲除，侵肌断髓，连锢妻孥。此岂推恩布德之道乎！兼并之族，奸宄之人，以幸近于天日，故特蒙于庇照，而此农人，泽不下及，臣愚疑其未周也。诚天子哀此疲人，霈然加惠，除其杂调变折之目，宽其税入庸役之令，采其孝弟力田节义之人，赐复其家，以励风俗。因制王畿之内，严立占田之限，无使权豪侵并贫弱。上以为国备，下以劝农功，使本业之人，得自比于兼并奸宄，同被上之恩泽，此不亦强干优本之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