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1630—? 【介绍】： 清江南泰兴人，字诜兮，号沧苇。季开生弟。顺治四年进士，授浙江兰溪知县。历任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郎、郎中、浙江道御史。家豪富，族人三百余家，皆有复道可通。藏书富甲海内。辑唐代一千八百九十五家诗为《唐诗》，为后时编辑《全唐诗》底本之一。有《季沧苇书目》、《静思堂诗集》。

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历官御史。有《静思堂诗稿》。

字沧苇，江南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御史。

季振宜（1630年—1673年），字诜兮，号沧苇，江南扬州府泰兴县季家市（今靖江市季市镇）人。

明末清初官员、豪富，与山西平阳亢氏并称「北亢南季」。

季振宜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

季家为名门望族，曾祖父季缙为山东乐安县县丞，祖父季三卿是贡生，为河南祥符县知县，父亲季寓庸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迁居泰兴县城，建嘉树园，革职归里后经营盐业致富。

收藏国宝级名画《富春山居图》之《无用师卷》。

其兄季开生（1627—1659），字天中，号冠月，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

清顺治三年（1646）季振宜17岁中举，顺治四年（1647年），18岁中进士，授浙江兰溪县知县，后历任刑部主事、户部郎中，官至广西道御史。

擅长行书，工诗文，喜藏书，又精鉴别，贮书于“静思堂”和“辛夷馆”。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富，冠于江南，宋元名刻甚富；钱谦益的曾孙钱曾死后，其书尽归振宜，后撰成《季沧苇藏书目》，该书搜集唐诗1859位作者的42931首诗，康熙时编《全唐诗》即以此为底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下诏彭定求、沈三曾等10人修《全唐诗》，至次年十月，《全唐诗》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这主要是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在这之前，季振宜与钱谦益整理唐诗七百十七卷，始于康熙三年（1664年），迄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历时十年。

著有《静思堂集》等。

杨二酉，字学山，太原人。雍正癸丑进士，历官给事中。有《柳南诗草》。

杨二酉（？～？），字学山，山西太原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入翰林。乾隆四年（1739），以御史巡台，奏建海东书院以造士，颇得民望。〈廖振富撰〉

杨二酉（1705年—1780年），字学山，号西园，山西太原人。

杨二酉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生于山西。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癸丑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乾隆四年（1739年）以御史身分巡视台湾并兼理学政。

任内选诸生建海东书院。

乾隆六年（1741年）返京任职。

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上奏朝廷乾隆四年以来历任巡台御史除了养廉银之外，强索各县轮值供应，而巡台出巡南北两路，所有夫车等项均强加各县措办，又复滥准差拘，多留胥役，滋扰地方等语。

因此，他以「积习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职留任查办。

他之后返回山西。

并在山西研究与保护晋祠，颇有成果。

【生卒】：1785—1863 【介绍】： 清江苏长洲人，字倬云，号硕甫，一号师竹，晚号南园老人。

诸生。

先后从学于江沅、段玉裁，与高邮王念孙父子相切磋。

精通经学，尤长于《毛诗》。

家居授徒。

潜心著述，所撰《诗毛氏传疏》为清代《诗经》学的重要成果，另有《三百堂文集》等。

【生卒】：1835—1886 【介绍】： 法国人。

曾参与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之役。

清同治间，任宁波海关税务司。

组织“常捷军”，助清军镇压太平军。

后助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充正监督。

中法战争时解职。

有《福州船政局及其成果》。

胡从简（1844年—1895年），字敬亭，四川省成都府新津县人，清代著名经师大家，著名礼学大师、进士。

新津胡氏祖籍安徽绩溪，后迁江西庐陵。

综合吴克让的《新津县乡土志》及新津胡氏族谱载，新津胡氏一世祖为宋末元初胡受，从湖北麻城迁入川西。

四世祖为胡通海，元末进士，四川昌州知州，后定居永川九龙滩。

时昌州辖大足、荣昌、永川等地。

五世祖为胡复初，元末庠生，不仕后充任蜀之荣县东川书院教授。

六世祖为明初刑部侍郎，兵部左侍郎胡子昭，与方孝孺同日殉难。

明朝传至胡应这一代始迁新津。

清初胡氏另一脉相传到十六代胡大斌。

又一支传到二十一代胡文魁。

这两支也迁到新津。

清初至清末，胡氏又相传约十代。

胡从简1844年出生于新津。

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连续兵灾，当时胡家已经式微。

胡从简人穷志不穷，“编屦得钱为活。

年十九，始读书，刻苦自励。

”吴克让《新津县乡土志》说， “胡从简亦岳公再传子弟，邃于古义。

” 这里所说的岳公即岳逢阳，字丹崖，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1832）进士。

岳逢阳是清代新津县四位进士中的第二位。

岳逢阳家在新津县安西镇月花村，是岳飞第二十三世嫡孙。

后来胡从简考上锦江书院邑庠生（秀才）。

1874年胡从简肄业锦江书院，时年三十。

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建立尊经书院，在全蜀学生三万人中选拔百名入学，录取率0.003。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计划通过尊经书院，以“一人学战，教成十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方式为蜀中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

” 为给尊经书院选拔高才生，张之洞在蜀中主持考试，题为周礼社制考。

试毕，胡从简被张之洞选拔为第一，入选为尊经书院上舍生，即今天的高年级研究生。

据记载，胡从简“融贯礼经，《周礼》、《大小戴记》并注疏皆成诵。

”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有与胡从简同时第一批考入尊经书院的杨锐，宋育仁，廖平等人。

他们虽比胡从简小五到十岁上下，但即使在学术上他们人人皆非等闲之辈。

胡从简能在考试中从这批人中脱颖而出，可见其学力之深厚。

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 （校长）。

王闿运学问深厚，尤注重通经致用。

他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期间，重振了著名的“蜀学”，使蜀学派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顶峰，因而在晚清及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名垂千古。

钱基博曾指出“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 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足见王闿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地位。

王闿运来到尊经书院后立即考试学生，题目是“玄端，冠端所用。

”学生们答题大多依据乾嘉学派大师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流行著作。

唯独胡从简“取证经记，曲折旁通，”立即受到王闿运的器重，提拔为斋长。

古代的学院分院斋两级管理，相当于现在的校院两级。

按国子监的传统，斋长在日常教学管理甚至是寝室管理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斋长既起着维持正常秩序的作用, 也发挥着课后协助教官监督学生言行的作用。

斋长有权对违规的学生进行惩处。

清末薛福成《庸庵笔记》说，在王闿运指导下，胡从简治《礼》，戴光治《书》，廖平治《公羊》、《榖梁》、《春秋》，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成为蜀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杰出代表。

廖平的学说也为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学术基础。

而杨锐，宋育仁则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政治领袖人物。

胡从简终成清代礼学大师。

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特别将胡从简传附于王闿运传之后，显然是视他为王闿运之得意门生。

1892年胡从简考取进士。

按梁启超的说法来算，清代的一个童生历经逐次科举考试，最后取得进士功名的几率小于万分之一。

社会和朝廷对进士都很重视。

按朝廷惯例，胡从简被授予知县即用。

七品知县，年俸45到60两白银，禄米45斛（一斛等于五斗或50 升或约为现在200斤），养廉银1200两白银。

相比之下，一户农家一年的收入平均才40两白银。

胡从简被授予知县，也就是说，凭正常合法收入，他一年的经济收入可以是一般人的十几倍。

对于曾在青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的胡从简来说，做官无疑是改善家庭物质生活的机会。

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胡从简传》，《清代学人列传·胡从简传》记载胡从简弃官不做，“乞病归，家居治学，竟不复出。

” 胡从简治学极为刻苦，“恒以夜分就灯下纂录，五十而瞽。

”“所著书有《礼经考》，《礼经释例》，《周礼句读》，《大戴礼记笺》，《读礼管窥》，累六百余万言，蔚若继曲台之后。

” 只可惜这些著作今天恐怕已经毁损。

查遍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除《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以外，有关尊经书院的档案和资料现在全部不知所终，其中包括胡从简的巨著。

就连尊经书院各位进士的朱卷也都在文献中没有了踪影，只有宋育仁的还在。

鉴于尊经书院与戊戍变法的密切关系，这个现象与戊戍变法失败直接有关。

西汉学者后苍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以降，研究《礼》学的大家为数众多，其中还包括朱熹等人。

由于上古历史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文义考据及其艰难，历代学者在《礼》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多为论文，专著较少，而胡从简的礼学却有五部专著，六百余万言之巨。

通盘比较《清代学人列传》对各位入传学者的学术地位评价，“蔚若继曲台之后”之语的确是极高赞誉。

其意为，胡从简是继西汉经学大家后苍著《后氏曲台记》，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来成就最是蔚为大观的《礼》学大师。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和《清代学人列传》王闿运传一文中还指出，胡从简“蔚为经师，咸守家法，较之诂经、学海所造就者殆有过无不及焉。

” 这句评语也是对胡从简的很高评价。

清代是历史文献研究考证学的黄金时代和顶峰。

清代这方面的大家有许多。

光是乾隆到嘉庆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就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

乾嘉学派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

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著述丰富。

整个清代考据学学海中有造就者光是出现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中的著名学者就有370余人。

胡从简能得到“有过无不及”的盖棺定论，绝对是极大的荣誉。

胡从简无嗣，收侄儿胡念祖为子，传其学。

胡念祖在学术上得胡从简真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也是廪生，后又任书院东斋斋长。

现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尊经书局出版物《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中刊有胡从简，胡念祖他们两人的论文共15篇。

其中胡从简七篇，胡念祖八篇。

这三部珍贵典籍是尊经书院留传下来的现存唯一学术书籍。

不幸中的万幸，这15篇论文就成了今人了解胡氏礼学的窥豹之管。

1895年胡从简逝世，享年54岁。

王焕文（1882年—？

），字绍文，江西东乡人，清朝及中华民国医生。

清朝光绪8年（1882年），王焕文出生。

光绪28年6月（1902年），作为江西官费生到日本留学。

日本明治37年（1904年）入东京药学专门学校（今东京药科大学的前身），明治40年1月（光绪33年，1907年）毕业。

随即作为选科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药科学习，修制药化学和药物分析专业，师从日本药学会会长、医化学教室教授长井长义博士。

同年11月，经长井长义介绍，王焕文成为日本药学会的正式会员。

王焕文准备在中国留学生中创办药学会，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及东京周边地区的学校如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千叶医科大学的药科留学生的支持。

1907年秋，王焕文作为召集人酝酿创建中国药学会。

光绪34 年（1908年）夏，王焕文归国探亲，转赴北京郊区采集矿物“硵子”（即碳酸钠）及药用真菌“茯苓”标本。

同年秋，经一年多筹备后，王焕文向27位创会成员发出邀请，在东京水道桥明乐园（疑为“后乐园”之误）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召开了中华药学会（中国药学会的前身）成立大会。

27位创始会员中，与会者有20位，其余7位未能到会。

会上，王焕文当选该会第一任会长。

当时，王焕文仍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化学教室选科生，但最晚在11月已经转居东京本乡区森川新坂町1丁目374番地。

明治42年（1909年）1月16日，王焕文在日本药学会每月例会上口头发表了学术论文《关于中国北部产天然碳酸钠》。

这应当是中国学者最早发表的中药科研成果。

该文后来以《关于中国产天然碳酸钠》为题，刊登于1909年10月26日出版的日本《药学杂志》第332号。

同年4月10日至11日，王焕文出席了第29届日本药学会年会，11日在学术演说会上口头发表了学术论文《茯苓的化学分析》论文。

该文后来以《关于茯苓的成分》为题刊登在1909年5月26日出版的日本《药学杂志》第327号，这是中国学者最早正式发表的中药科研论文。

留学结业后，明治42年（宣统元年，1909年）5月王焕文归国，获清政府颁发留学证书“东字第316号”（加编考字第29号）。

同年7月，他向日本药学会报告的在中国的通讯地址为北京顺治门内西单牌楼旧刑部街江右王宅，到1922年他一直住在这里。

民国9年（1920年），王焕文任北洋政府内务部北京卫生试验所所长，并且在该所举办的第4届中华药学会年会上再度当选为第四任会长。

1923年，他迁居北京顺治门外魏染胡同31号。

民国15年（1926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中华药学会年会上，王焕文当选中华药学会北京评议员。

1930年，任天津市卫生局技正。

1935年后，任天津市政府秘书。

1940年代退休，返回北平魏染胡同31号居住。

石声汉（1907-1971） 湘潭人。农业学家，著述丰富。业余喜诗，有《荔尾词存》。

1907.11.19-1971.6.28，中国农业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家。湖南省湘潭县人。1924年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1928年于中山大学结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原西北农学院、同济大学理学院、武汉大学教授。 1951年后任原西北农学院教授、古农学研究室主任。曾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的学者之一。1955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齐民要术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等15种专著，是我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有《荔尾词存》。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26个年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对人生、事业的感悟越来越深刻，我们对父亲的敬重、思念之情也愈来愈浓烈。除刻骨铭心的养育之恩，我们更景仰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意志，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奉献精神。 父亲一生极不寻常，他从小体弱，中年又患严重的肺心病和哮喘，以这样羸弱之身孜孜不倦地工作，在4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种种干扰，写成赢得国内外一片赞誉的近600万字的科学著作，涉及古农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农业教育等领域。他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按他的计划，他还能奉献出更多、更多。 父亲不仅是一个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兴趣爱好广泛，诗词、书法、篆刻都颇有造诣。 父亲自笑酷爱文学，有很高的古文修养。他12岁开始赋诗，14岁起填词，写过近400首诗词，令我们惋惜的是仅留下不到百首词。父亲手书的词集及“忧谗畏讥——一个诗词故事”一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当作“黑教材”。1979年幸得父亲的助手姜义安先生发现，及时抢救，才免于焚毁。姜先生还曾冒着风险抄录父亲的另一些诗词及其解释。在此，我们对姜先生谨致衷心的感谢。 父亲的词集主要是1948年以前的作品，抒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爱与恨。词集展示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他为了“不负六亿人民四五十年来之供养”，而拼全力耕耘，他饱受讥谗而绝不消沉，备尝穷困而绝不潦倒，历经忧患而意志弥坚。父亲的词表达了对黑暗腐朽的愤懑与痛恨，写出了对亲人、朋友真挚的爱，感情细腻而浓烈。词集中有16首倾吐了父亲对我们母亲的一片深情，还有不少词描述了他们患难与共的生活。 我们的母亲许慕贞（又名许桢），1908年6月15日生，广西梧州人，毕业于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旁听。1929年，父亲因病去广西休养，经挚友赵佩莹举荐，在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代课，因而与母亲相识相爱。母亲的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们说，母亲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却是功课最好的学生。1932年7月他们在广州成婚，这三年多的热恋感情成为《䜶䝄集》的主旋律。1933年秋，父亲赴英国留学，母亲带着刚出世的定机返回梧州娘家，在《西海集》中父亲写出了深挚的离别相思之情。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善良、贤惠、勤劳的东方女性，她与父亲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在长期艰辛的岁月里，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支撑着家庭与父亲的事业。母亲伴随着父亲从南到北，有从北到南颠沛流离。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奉养祖母，接济我们的三个叔父完成大学学业，拉扯大六个儿女，使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母亲放弃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全力操持家务。她省吃俭用，将清贫的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抗日战争期间，每月发薪后，她把有数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给祖母和叔父，另一份维持自己小家庭生活。从我们记事到长大离开家，从未见过母亲有闲暇和任何的娱乐。她每天自天不亮忙到深夜，除洗衣做饭外，还要做全家的衣服鞋帽，干不完的家务活令她走路像小跑一样。我们每日功课的检查也大多由母亲负责，她还经常为父亲誊写文稿。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父亲得以安心于教学、科研和写作，我们兄弟姐妹也得以顺利地大学毕业。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深深地怀念父亲，心情抑郁，于1978年11月病逝，享年70岁。她为父亲、家庭、子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杰出成就中也饱含着母亲的心血。出版这本词集也是表达我们对可敬的母亲深深的爱和怀念。 父亲说过“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以词人文士见目”，他填词作诗是为了“自写块垒”，抒发自己的情怀，除亲人、密友外，很少示人。许多熟悉他的人并不确知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出版这部词集可能违反了父亲的意愿，但为了更好地纪念父亲，让一切关心他、怀念他的亲友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他；也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和怀念的祖先，将这份感情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决定将这部词集公开发表。1982年定机曾将父亲的手迹复印了200份赠送亲友，反响强烈，至今海内外仍不断有人索要。父亲的挚友，前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怀声汉》一文中动情地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定扶在退休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对词加标点、说明和注释。我们兄弟姐妹一直努力为词集出版营造环境，其中包括必需的经济条件。现在这部词集终能付印，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父亲生前还喜爱篆刻艺术，常用篆刻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们将珍藏的二十余枚印章制成印谱附于词集之后。希望从另一方面展示父亲的才华。 我们兄弟姐妹均未从事过文学工作，诗词知识肤浅，望各位前辈及朋友读后给我们一些指点，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父亲的作品。 父亲的词作，自辛酉迄丁卯（1921-1927）年间的作品，自己命名为《蓬梗词》。从丁卯暮秋寄居岭南后所写的几个集子，如《䜶䝄集》、《西海集》、《弄沤集合》、《病骥骥》，均以《荔尾词存》结集，并说“嗣是历岁积存，皆用荔尾为名”。如今我们把父亲各个时期的词作汇为一编，总括冠以《荔尾词存》。为了有助于理解父亲和他的词，将他写的《忧谗畏讥》、《与杨东莼书》和二叔石声淮生前所写的“《荔尾词存》手迹复印本后记”刊于卷首。并附上我们对词集所加的标点、说明和注释。 定机 定杜 定枎 定朴 定桓 定栩 1997年11月

作者：叶嘉莹 《荔尾词存》是一位终生致力于现代生物学与古农学之科研与教学的石声汉教授之遗作。

我与石教授既完全不相识，我的专业与石教授的专业也完全不相干，而石教授之哲嗣现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的石定机先生，乃竟然专程至我的老家寻问，要我为其先父之遗集写序，这其间自然也有一段渊源。

原来石声汉教授与南开大学以前的吴大任校长二人原为生前挚友，而吴校长及其夫人陈{受鸟}教授二人虽同为数理学家，但却都雅爱诗词。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每次我到南开大学来讲授诗词时，他们夫妇二人往往抽暇来听我讲课，偶逢春秋佳日，陈{受鸟}教授还会以盆花相赠，更有时邀我至其家中参加昆曲之雅集。

我对他们夫妇二人之学问人品既久怀钦仰，而他们夫妇二人对朋友之敦厚热诚，则尤其使我感动。

今年秋天我再度返回南开，却惊闻吴校长已于数月前去世。

当我去探望陈教授时，于追怀悼念吴校长之余，陈教授还曾为我殷勤叙及，在三十年代初吴校长与石教授同时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后，在英伦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知交相赏的情谊，并言及吴校长希望我能为石教授之词集写序的遗愿。

其实陈教授殊不知早在我来津探望她以前，当我抵达北京老家时，石教授之哲嗣石定机先生已曾由于他们的介绍，携其先父之遗集来看望过我了。

而我今天之所以执笔为石教授之词集写序，除了由于被吴校长与石教授的这一份知己相交死生不渝之情谊所感动以外，同时更是由于被这一册词集本身所表现出的作者之品格情操及其深厚之古典学养所给予我的一种直接的感动。

这是一册不平凡的词集，我为自己能有机会读到这一册不平凡的词集而深感幸运，也对吴校长夫妇之推介使我能有此机会读到此一词集而身怀感谢。

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平日所阅读过的古今词人之作，不可谓不多。

无论其为婉约豪放，无论其为典雅俚俗，无论其为正统新变，其中自然都不乏令人赏爱和感动的佳作。

而在如此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作品中，石教授的《荔尾词》却别具一种迥异于众的不平凡之处。

关于折衷不平凡之特质的形成，我一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因素：最主要的一点因素，乃是由于石教授生而就具有着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

关于折衷特美和心性，我以前在其他论词的文稿中，也早已曾有所述及。

约言之，词体中所表现的，乃是较之诗体更为纤美幽微的一种美感特质，清代常州词派之开创者张惠言，在其《词选》一书中就曾提出说，词之特质乃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晚清的名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也曾提出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因此要想写出真正属于词之特美的作品，那么我们首先所要求的，就应是写词的人要具有一种具含纤美善感之特质的词人的心性。

而石教授作品中所表现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词人之心性与词体之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

据石教授在其所自撰的题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一篇文稿中之叙写来看，他自幼旧事一个敏感而多忧思的少年，生长于一个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的大家庭中，身为“穷房子弟”的他，所受之于父亲的教诲乃是忍耐和承受。

而在他所阅读的小说中，最能引起他共鸣的则是小说中的一些弱者的心声，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柳絮词》，《聊斋·褚生》一篇中李遏云所吟的《浣溪沙》词。

这些情思石教授统称之为“忧谗畏讥”之情，而这应该也就正是石教授何以将其自叙个人写作诗词之经历的一篇文稿，题名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的缘故。

以“忧谗畏讥”四个字来自叙自己写词之体验和经历，外表看来虽然似乎只是颇为个人的一件事，但私意一位此一题名却颇有两点深义可供沉思。

第一点可供沉思者，乃是这四个字确实探触到了词之美感的一种特殊品质。

关于此种特质，我在前文已曾引述过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的“幽约怨悱”及“要眇宜修”之说，不果张、王二家的说法，却仍嫌不够彻底，他们都只能但言其然，而未能深言其所以然。

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之因素，曾经颇作了一些反省的思索。

首先于一九九一年，我曾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以为词之特美的形成，与早期歌辞之词中的女性叙写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后我于一九九三年又写了一篇题为《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作出了一些更为触及其本质的探讨。

在该文中我曾对于这种本质试拟了一个“弱德之美”的名称，以为《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种“弱德之美”，即使是豪放派的苏、辛词之佳者，其所具含的也同样是一种“弱德之美”。

而且曾尝试加以申论，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出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

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我们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沈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又说“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健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界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

以上所叙写，乃是我多年来对词之美感特质加以反省后的一点认识。

而如今当我见到石教授以“忧谗畏讥”四个字为标题，来自叙其写词之经历与体会时，遂油然产生了一种共鸣之感。

我以为石教授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也就是说，这种感受和情思都是由于在外界强大之压力下，因而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屈求全的一种感情心态。

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石教授以一位并非以诗词为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其天资所禀赋的词人之心性，如此直接而敏锐的以其个人一己直观的体验，轻易地就掌握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最基本的特质。

这自然是石教授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第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至于第二点可供沉思之处，则是这四个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还蕴藏有一种丰富的内含。

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才人志士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先就这四个字的字面而言，它们就原是出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一位才人志士的一篇名作，那就是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范氏文中所叙写的“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四个字所蕴含的，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

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

而这也就正是我之所以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

如果从石教授一生的为学与为人的持守和成就来看，他平生的一切可以说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之中完成的。

据姜义安先生所写的《春蚕颂——记著名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一文中之记叙，石教授曾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九十七万字，《泛胜之书今释》五万八千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七万三千字；同是自己又把后两种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在短期内就曾再版四次）。

石教授在科研方面的成就，曾经受到过英国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的极端重视。

在《科技史》的《农业史》一册中，曾经多次引用石教授的论著。

而在石教授自己的国家内，则当他的《齐民要术今释》于一九五八年将第四册陆续出完时，却正是石教授自己本人被批评之时。

但石教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科研的志业和理想。

批判过后，一九六二年他就又开始了整理《农政全书》的工作。

当时他白天还担任着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整理《农政全书》，而那时他还患着严重的哮喘病。

但只要喘息稍舒，他就继续不断的工作。

他终于完成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十七万字的《农桑辑要校注》，还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多种其他著作。

而他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烟盒纸和报纸边等上面的，则其处境之艰苦可知。

姜义安先生把他所写的那篇纪念石教授的文章题名为《春蚕颂》，一方面固然因为石教授的讲学与著述之工作，其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如春蚕吐丝之至死方休；另一方面也因为石教授自己曾写过以《春蚕梦》为题的十二首《忆江南》词。

词前有一小序，石教授自谓此十二首词乃因其于“岁暮检书”之际，偶见其旧作《生命新观》之弃稿而作，则其以春蚕吐丝自喻其倾注心血以从事著述的喻意，固属显然可见。

而从其每一首词的小标题，及其词中所叙写的情事来看，则尤可见其寄喻之深意，下面我们就将抄录其中的两首来看一看： 《忆江南》之八·丝（积稿） 抽不尽，一绪自家知。

烂嚼酸辛肠渐碧，细纾幽梦枕频移。

到死漫馀丝。

《前调》之十·衣（成册） 裁制可，依梦认秾纤。

敢与绮纨争绚丽，欲从悲闵见庄严。

压线为人添。

这两首词从蚕之吐丝经织帛而裁剪成衣，以喻写才人志士之撰述之积字成稿以至于装订成册。

第一首词开端“抽不尽，一绪自家知。

”二句，是写蚕之吐丝一如人之由心血抽绎成篇。

蚕之丝绪唯蚕自知，一如人撰述之用心亦唯己自知，故曰“抽不尽，一绪自家知。”。

至于“烂嚼酸辛肠渐碧”句，表面自是写蚕之嚼食桑叶，乃至通体变为碧色，而其所喻者则是人之生活虽茹苦含辛，而内心中所酝酿蓄积者，则为一腔碧血。

至其下句之“细纾幽梦枕频移”，表面自应仍是写蚕在吐丝时其头部之左右摆动之状，故以“枕频移”为喻，而另一面则“枕频移”三字却也正可以喻示人在撰述时之用心思考虽就枕而不能安眠之状。

只此“枕频移”三字已经把蚕与人之形象和情思都写得极好，何况上面还有“细纾幽梦”四个字。

“梦”就人而言，自可喻示其撰著所追求之理想；至于就蚕而言，则其一世之缠绵辛苦吐丝自缚所追求者，倘亦有一理想存于其间者乎。

至末句结尾之“到死漫馀丝”五字，则写人生之苦短，志意之苦多，至死而仍意有所不尽，一如蚕之到死而仍有馀丝。

真是把才人志士的理想和悲哀写得如此之沉痛缠绵。

至于次一首开端的“裁制可，依梦认秾纤”二句，则以蚕丝之裁帛制衣，喻示人之写稿成册，而“梦”则喻示所追求之一种理想，最后获得之成果自应求其与最初之理想相符合，故曰“依梦认秾纤”也。

其下二句之“敢与绮纨争绚丽，欲从悲闵见庄严”，则为石教授自写其辛苦之著述，并无在世间与人争求美名之意，而不过只是为了欲将所思所得贡献给人世的一点悲悯之心愿而已，然则此种工作之辛劳，岂不为一大庄严之事，故曰：“欲从悲闵见庄严”也。

而结之以“压线为人添”，乃是引用唐人秦韬玉《贫女》一篇中之“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两句诗。

用写贫女之为人作嫁衣为喻，既以之表示其积压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之多，且以之表示其一世之辛劳乃全是为他人而全无为一己个人之意。

石教授这一组词全部以春蚕之吐丝、作茧、织帛、裁衣为喻，以自写其一生之辛劳工作之全部为人而全无为己之心意。

喻象之美与托意之深，二者结合得既优美又贴切，既有词人之纤柔善感之心性，又有才人志士之理想与坚持，其所体现的品格与才质之美，也就正是石教授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深层意蕴的另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以上我们是就石教授所自撰的“忧谗畏讥”一文，对其做为一个词人在品格和心性方面所具备的不平凡之处，所做的一些探讨。

而除去这些在本质方面的不平凡之处以外，石教授的词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实在还由于他在题材之选择与表达之方式方面，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

下面我们就将对这两方面也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先就题材之选择方面而言，石教授在一九五八年写给其长子定机的一帧条幅跋中，曾经自叙说：“老蹇蹉跎五十一年，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

少年学作韵语，只以自写块垒。

”只这一段话，就充分显示了石教授的词之所以迥异于一般人的不平凡之处了。

因为就一般人而言，做为一个喜欢写作诗词的作者，总不免有两点习气，其一是对自己之作品常不免有矜持自喜之意，其二是在朋友间常不免有以作品为酬应之时。

而石教授则绝无此两点习气，仅此一端，便已足可见石教授之词之迥不犹人的不平凡之处了。

何况石教授在其词中所写的，乃是正如他在跋中所说的，都是他的最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块垒”，下面我们就将抄录他的几首词作来一看： 首先我要抄录的乃是足以反映其修养与心情之转变的三首小词： 其一《清平乐》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

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砂何事低回。

几人留住芳菲。

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其二《柳梢青》 缱绻残春。

簪花掠鬓，坐遣晨昏。

臂上砂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

算镜影相怜最真。

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

其三《前调》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

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

梦醒后翻嫌梦真。

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据石教授所自言，乃是他读了王国维之《人间词》中的《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及《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两首词后的有感之作。

王氏之词所写的，乃是以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慨叹于谣诼之伤人，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词人却仍坚持着一种“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的不甘放弃的理念，这种心态自然正是石教授所说的属于“忧谗畏讥”，也就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的感情心态。

而这自然也正是石教授何以会被王氏的这两首词所感动了的缘故。

不过石教授由此一感动所引生的三首词，则已经超越了王氏原词中的心态，而更增加了反复思量的多层的意蕴；从怅惘于“芳菲”之不能“留住”，到“花蔫镜黯”而仍不肯放弃的“尚自温存”，再转到“梦醒”后之彻底放弃的“何事温存”。

这其间石教授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真可以说是幽微要眇，百转千回。

像这种题材和意境，岂止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所能企及，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致的。

而除去这一类要眇幽微的作品外，石教授还有一些以日常口语反映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特色。

我们现在就也抄录一些这类作品来看一看： 一、《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六首录三） 白足提篮上菜场。

残瓜晚豆费周章。

信知菰笋最清肠。

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

邻厨风送肉羹香。

（六之二） 双袖龙钟上讲台。

腰宽肩阔领如崖。

旧时原是趁身裁。

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

羡它终日口常开。

（六之四） 骤雨惊传屋下泉。

短檠持向伞边燃。

明朝讲稿待重编。

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

半枝烧剩什邡烟。

（六之六） 二、《鹧鸪天·记近闻近遇》（二首录一） 牛鬼蛇神事有无。

蚊雷市虎代爰书。

乌台谳急钞瓜蔓，红卫兵骄卤腐儒。

髡皓首，系玄符。

龙钟拥彗涤圊窬。

劳心锻就风波狱，迁固何曾涉谤诬。

（二之二） 以上这几首词例，从表面看来其所写的题材内容，与前面所举引的《清平乐》、《柳梢青》等词作，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其所写之亦为作者胸中之“块垒”，而并非一般词人文士的舞文弄墨之作，则是显然可见的。

而且其所写者虽然是极为具体现实的生活情事，但其情思之幽约怨悱，则仍是属于石教授之所谓“忧谗畏讥”的一份词人之心性与情意，却仍是一贯不变的。

而这种意境自然是造成石教授之词这有迥异于常人之不平凡之处的另一项重要因素。

除去前面我们已曾探讨过的，石教授之词在本质方面与题材方面的各种不平凡之特质以外，我认为石教授的词还更有另一点极重要的不平凡之处，那就是他虽然生而具有一种词人之心性，但并未接受过一般学词之人的传统训练，但另一方面他却又自幼年开始就对古典文学有深厚的修养。

可是他虽对古典文学游乐深厚之修养与兴趣，但其志业却又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科学。

于是这种种多方面的复杂矛盾的因素，遂使得石教授的词有了极不平凡的特色。

他一方面既能完全不被传统词人之习染所拘限。

而另一方面却又因其深厚之古典修养，而使其在不受拘限之中，却仍能不失古典之规范。

就以我们在前文所举引的一些词例而言，如其《清平乐》、《柳梢青》诸词，其风格之典雅温婉，情思之悱恻幽微，自然是传统词中的佳作，但其意境却又另有天地，而迥异于传统之陈言。

再如其《浣溪沙》诸词，所写者虽为具体之日常生活，用语也极为通俗直白，但其意境却又与古典中之忧谗畏讥的传统隐然相通。

更如其《鹧鸪天》词中所写之情事，其辛酸与荒谬虽全非古典之词中所曾有，但石教授却有意的在这首词中用了许多古典的词语，使其满腹之辛酸悲愤，在古典之词语中有了更深的意蕴。

而且石教授不仅是长于写短小的令词，也长于写长调的慢词，不仅长于写自抒块垒的抒情词，也长于写托意深微的咏物词，下面我们就将这一类词，也抄录一首来看一看： 《沁园春·驮行病骥》 蹄铁敲穿，踏遍崎岖，日渐昏黄。

叹木鞍坚重，背成生鞟，麻缰粗硬，吻有陈伤。

项下刍笼，虚无寸草，枉羡青畦菜麦香。

沉吟处，听鞭梢爆响，倦步催忙。

归来絷向空廊，早弦月盈盈上短墙。

奈毛似垂旃，泥和汗结，头如赘瓮，颈共肩僵。

半束枯刍，一拳稃壳，便是辛劬竟日偿。

宵寒恶，任螗蹲蛙坐，直恁更长。

这首词以一片背负重物的病马，来喻写备受迫害与折磨的辛劳工作者，不仅用词与喻意配合的工切典雅，而且写得酸楚动人，自不失为咏物词中之佳作。

此外石教授还有一些写柔情的长调，如其《莺啼序》（斜阳尚凝旧陇），及同调（西风又催鬓改）诸词，据石教授之女在笺注中说，这些词都是石教授怀念其妻子的作品，写得极为深婉动人，但因篇幅的关系，在此不暇具录，现在只再抄录其题为“寿细君”的一首小令《鹧鸪天》词来一看： 自嫁黔娄百事乖。

春风纨绮尽蒿莱。

岁朝羁旅伤憔悴，九月寒衣未剪裁。

儿女累，米盐灾。

七年犹著嫁时鞋。

鸳盟若许前生约，后世为君作妇来。

从这首词来看，其伉俪情深，固已可具见一斑。

而且这首词写得不事雕饰，还有用前人诗句之处，盖以家人之间，不必过事讲求，亦可见石教授率真之一面。

总之，石教授之词，在现当代之作者中，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足可自树一帜，固当珍重保存，以流传后世。

而据石教授之弟石声淮先生为《荔尾词存》所写之跋文所言，则此一册词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为人攘去，置故纸杂物间。

及至一九七九年，石教授已，殁世八年之后，西北农学院欲将文革中所遗留之弃物焚毁之际，幸得石教授之高足姜义安先生于故纸堆中发现此一册词集之手稿，因收取而亲付之于石教授之哲嗣石定机先生。

又经石教授之女石定枎之整理笺注，在此即将付梓之际，我得以作序之机缘，先期读到此一册此稿，感动之余，深以为幸。

据石教授子女在前言中之记叙，谓前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怀声汉》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

”我与吴校长有相同的愿望。

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五日，叶嘉莹写于南开大学。

时为离津前一晚之深夜，行装尚待整理，故结尾稍嫌草率，实非得已也。

荔尾（荔尾是父亲的笔名，叶嘉莹教授曾专门查阅过《中国地名大辞典》，认为此笔名可能与荔水有关。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永利、久大、黄海集团的刊物《海王》杂志上。） 人生绝不会永远是坦途。“不如意事常八九”，环境中大大小小的拂逆，正是个人精神修养上必要的节目。判断力与理解力的增进，意志底加强，对他人了解与同情底加多，胸襟底扩大……种种进步，都和所受困苦艰难成比例。身体健康或精神修养有所得的人，往往因为身体不佳，感觉过敏，受一点刺激之后，便常常失望悲观，结果也是精神身体相互影响，健康和快乐便愈加减低。孟子“舜发于畎亩”章，说一个能担当大任的人，必需经过尝试与锻炼：“……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才能因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从身体精神两方面同是着眼；而把身体底磨练放在前面，似乎正是看准了身体底健康更重要。但是身体不十分健康的人，在童年时候，多受一点精神上的小刺激，把他底意志锻炼坚强后，也往往可以增进他身体底健康，增加他精神的快乐。 敏感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忧谗畏讥。因为过敏，不免“杯弓蛇影”，除掉外界实在的刺激以外，往往自己创造一些根据甚为薄弱的刺激，伤害自己底情感，牵连着伤害自己底精神和身体，而且，往往不知不觉中更牵连着伤害了同一社会中其他人底感情与精神的健康。这就是“一人向隅，满坐不欢”底来历。要是他把这种痛苦，依托文字发泄出来，让另外的人，发生“同感”或“共鸣”，那么，影响及于未来，伤害也许更大。但另一方面，在苦难中的人，往往因为性之所近来，从他人底文字表现中寻得同情的安慰。所以个人某个时期爱读的文字，就可以反映他当时的情感活动；尤其是以抒写情感为主题的韵文。至于写作，更不待说。因此，从个人一生中各时期所写或所爱的韵文中，可以推寻他感情生活蜕变的痕迹。郑板桥词集自序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万年淡忘学刘蒋，此皆与时推移，而不自觉者……”这几句话真实尽致；尤其妙的是“学”字，除了写作时自己底作风与路数外，还包含有爱读的一层意义在内。晚间独坐，回想过去自己底情感生活，和几首诗词的关系，觉得以我素来不健康的身体，动荡的感情，脆弱的意志，今日居然还能很有劲地活着，未尝不事童年所受磨练底效果。因此随手写了下来，给童年时身体不甚健康，历世又多磨折的人，作一个参考，也许可以增加一点“兴奋”。 童年时候，过着大家庭中“穷房”子弟的生活；大家庭的许多细故，在记忆上，划下了许多伤痕。因为身体不健康，幼年除了读小说以外，没有什么寻乐的办法。从小说里，得了许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忧谗畏讥”的观念，也就自小占着我情感生活中重要的地位。九岁，第二遍读《红楼梦》时，许多事象都还不能真切领会，但林黛玉底《柳絮词》： 纷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飘泊一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唐多令》） 却赚了我许多伤感，而且，范定了我少年时的情感反应状态。十二岁那一年春天，因为小事，受了一点闲气，先父为了“顾全”，又严切地告诫着，不许多声张。晚间在床上回想白天的事，越想越难过。三更过后，悄悄起来，点着小灯，在旧帐簿翻过来钉成的日记本最后一页上，写了四句“诗”，多少有点“林妹妹气”： 春风寒雨满西楼，檐溜声残泪未收；愁杀落花无主宰，唯将玉质委东流。 写过，总算“出了气”，也就睡了。过几天，借了一部《聊斋志异》来，（第一次读《聊斋志异》是八岁时；这是第二遍或第三遍，已记不清楚。）读到《褚生》一篇中的一首词： 泪眼盈盈对镜台，开奁却见小姑来，低头转侧看弓鞋。 强展绿蛾开笑靥，偷将红袖揾香腮，小心犹恐被人猜。（《浣溪沙》） 一时触起几天前的旧事来，在灯下，忍不住流泪了。先父看见，觉得诧异，过来问我，看了这首词，默然了半天，就换上钉鞋，叫我撑着伞，跟了出去。走到寄父家中，在他家厨房里坐下，细细劝解了我一番，特别把“小心犹恐被人猜”这一句，反复地解说着，叫我从忍受中学习“淡忘”。我在感动中，把那天半夜做的四句诗念给老人家听。老人家皱着眉说：“诗倒不错，太没有福泽；以后最好不要做诗。”此后十多年，绝不做“诗”，就是先父那一句教训底结果。不过，诗虽不做，却走上了“词”的魔道。 二十二岁，在南方做事；一个深秋的深夜里，又因为忧谗畏讥，感情激荡，睡不好。起来翻书，检着《聊斋志异》来看，翻到《宦娘》这一篇，那首《惜余春》末了的： 漫道‘长宵似年’；侬道一年，比更犹少。坐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使我又想起了十年前“小心犹恐被人猜”的一句和那夜的诗，倚枕沉吟，写了一首词： 坐拥红绵听四更，丝丝凉雨响空庭；夜长人悄，残柝两三声。 梦到相思无定准，泪抛珊枕漫纵横，小窗幽寂，红烛自微明。（《琴调相思引》） 第二天，寄给先父；过一晌，回信来，“……诗固不可作，词亦应戒！……”惭愧，老人家底教训，许多年竟没有遵守。 三十二岁，在西南作事。历世渐久，感觉也渐迟钝。一个春夜，借得朋友手钞精本的《人间词》，读到：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古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沙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惮朱颜改？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虞美人》） 莫斗婵娟弓样月！只坐蛾眉，消得千谣诼；臂上宫沙那不灭？古来积毁能销骨。 手把齐纨相诀绝，懒祝秋风，再使人间热。镜里朱颜终不歇，不辞自媚朝和夕。（《蝶恋花》） 又挑起我当时处境艰难中忧谗畏讥的情绪来。但是，反应毕竟不同了。作了一首《清平乐》，当做“解嘲”：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沙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三年之后，这首词给老师诵帚先生看见，倒触起了他底忧谗畏讥来；写了一首词来给我（刘诵帚（永济）教授的这首《鹧鸪天》曾写成条幅送给父亲。条幅的跋写道：“荔尾词人谓：‘读《人间词》，静安先生两以蛾眉谣诼为怨，而欲自媚于镜里朱颜。窃有所疑：自媚能得几时？宫沙果有，何谊？不画蛾眉，安伤谣诼？因为另进一解。’有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之句，辞意殊美。别成此解质之，石君尝相视而笑也。”此条幅一直挂在父亲的书房里，文革中被抄家后不知去向。）： 镜里朱颜别有春，莫教明月翳纤云。蛾眉招嫉何缘画？犀角通灵自辟尘。 寻絮影，认萍根，春泥春水总愁痕。何如十二楼中住，放下珠帘了不闻。（《鹧鸪天》） 再过一年多，傍晚独坐，看着这首词，自己又来辩解： 缱绻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沙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柳梢青》） 写完，搁在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料理过，自己都忘记。秋天，一个风风雨雨的黄昏，在峨嵋山脚一个庙里，守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听着门外断断续续有两三处蟋蟀声，夹在芭蕉叶上雨点响里，一时身世之感，潮水一般乱涌上心来。忽然想起要写几句诗： 木末芙蓉已半凋，攀崖紫葛韵方饶；零风故促孤征雁，衰柳犹藏未噤蜩。略不迟疑霜啮鬓，尽多留恋叶辞条。蕉窗夜雨无眠际，犹有寒螀慰寂寥。 丹枫白苇弄萧条，旧袷今年再减腰。谷底苍松随分暝，墙头枯艾向阳骄。烧痕未泯苔先逗，涧水才低响便销。管寂弦停灯灺处，人间同度渐长宵。 诗给阎幼甫先生（湖南长沙人，父亲的老朋友，《海王》杂志主编，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看见，摇头说：“太无福泽！”一句触起了先父遗言，从此便收拾了做诗的年头，再不来了。 三十四年，永利川厂预备开会追悼范先生，翻开抽屉找稿纸，想写几句东西，表示哀忱。无意中翻到了那首《柳梢青》，掩卷沉吟，又写了一首，再替自己辩解。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一笑之后，便决心连词也不再作了。 三十七年花朝（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二日为百花生日，号“花朝（节）”，是人们外出游玩赏花的日子。“三十七年花朝”，即1948年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五日）。） 卸甲甸（地名，今南京大厂镇。当时永利宁厂所在地。） 与杨东莼书 东莼大哥：28（日）手教拜悉。德报介绍狄公著作生平，似尚确切；昨穷一日之力译出，随函寄呈，备校正后酌用。 春暮以还，天气失常；霪霢绵缀几匝月，前数日甫放晴；关中棉麦均颇受累，麦收势且濡滞旬日以外。阴寒所中，气管炎剧作，喘不可支，上午直同废人，下午夜间稍可，勉能伏案三数小时。 今年十月，全国植物学会30周年年会，兼为耆宿钱崇澍先生八旬祝嘏，相当隆重。弟于某年（大致已七八年）被选为总会理事，今冬须以当然代表资格，带“论文”出席。既不能赤手空拳而来，乃于五一夕间起，獭祭群书，搜索材料，古今中外，訾诼一通，幸于20日完稿。突击既毕，已油印备日内省分会选拔。检出一分，并本月中旬科学史集刊刊出之一篇，合包于昨晨寄奉。急就章已不免纰缪，矧以病中仓促完成，疵瑕百出，为必然。倘值稍暇，偶尔一翻，在观点上有以赐教，不胜感幸。“张骞”一篇，于外文书中有新获材料，稍迟必须重作改订，亦恳指出错谬，俾得修改。 “黄金时代不在过去，尤不在将来；目前最不可放过”：平生一切，皆以此为“动力”来源。数年前，动辄得咎，兼之饥疲相续，亦且未敢废弃。目前，工作稍有累积，便得种种掖护；国家困难基本克服后，日常生活亦已迅速好转；乐游原上，斜阳正好之际，倘不乘机竭尽棉薄，殊恐数年后衰颓日甚时，悔将无及。其实今明后三年，所图亦已太满，不无紧张之惴惧。承示“细水长流”，相惜深笃；始则怦然，继以怃然，终复悚然。望六之年，于命终无所不恝。学无所成，术无所就，自审戮力洵有未逮，顾亦未始乏可委咎于环境之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上渐成体系，每愿抒发偏见，供有兴致者批判，藉省他人搜索之勤，庶几不负六亿人四五十年来供养。用是，不免“日暮而途远”在怀，独未敢“倒行而逆施”耳。顷获提命，不能不惊心；当力纠前失，争取再活十年！旧专业青年接班者或可成立；自身尚需补习甲骨文字，为新专业向“史前”拓展一步指准备。来日未尝容易，讵能不“战战兢兢”？ 《四民月令校注》及《中国古代农书概说》两稿，中华书局编辑所寄回嘱修改，均已于上月杪前补缀邮京。今月及下月，《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应毕稿。八月当完全休息，以避暑热中剧喘之苦。九月间录定寄出。十月来京开会，又可得两周改换休息。冬季仍拟离武功，觅地避寒，便将《农桑辑要》校、注、案三事完成，庶明春及夏《农政全书》定稿及研究生论文可以全力应付。“窳裘先败”，理有必然；“敝帚自珍”，事当力戒。脱于此等处不善自处，恐或有碍全院整体规划，遂失螺丝钉作用也。 西北农学院向属“农村”，今年起，已比照全国各地按三级分配特需物资；最近西安作为“开放城市”后，学院所在之杨陵镇又划作西安市开放“点”之一，后此弥当转善，亦可以告慰也。老妻目眚，进展殊缓；未完全失明，不能作手术；好在止有一侧，于生活无大困难处，乞释注念。祷颂 俪福！ 弟声汉 63/6/3 1979年，杨东莼伯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自觉病重，打电话让定机去他家，亲手交给定机一包资料，这是他1975年准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而搜集的，该信就在其中。杨伯伯与父亲是1941年相识的（当时他们同为武汉大学的教授），很快就成为挚友、知交。他一直从思想、工作到生活对父亲十分关心。这封信展示了父亲争分夺秒、拼全力工作以求不负人民的高尚品质，和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进取精神。

孙绍振（1936-），祖籍福建长乐，先后就读于青浦朱家角珠溪一中心，青浦城厢二中心。

1952年毕业于青浦初级中学，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任助教。

由于“反右”时期坚持为“右派”辩护之旧帐，1961年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

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香港岭南学院客座研究员并为翻译系讲课。

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山海情》（合作)，散文集《面对陌生人》，论文集《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文学创作论》、《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论变异》、《幽默五十法》、《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散文选》等。

《文学创作论》获福建省10年优秀成果奖、台湾祁枫文学奖、全国写作学会一等奖，《美的结构》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刘梦芙，1951年7月生，安徽岳西古坊乡人。

曾任中学教师、《中华诗词》编辑。

现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兼任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嘉应学院客座教授、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国诗歌创作研究中心顾问与特约编审。

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安徽省委员会，任文化委员。

2007年，安徽省委宣传部授予省宣化系统“六个一批”双百拔尖人才称号。

自幼从父亲刘凤梧（省文史馆首批馆员）学习传统诗词与古文，中年师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诗词家孔凡章先生，并向缪钺、施蛰存、钱仲联等诸多前辈学者问学。

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词作品1000多首，获“李杜杯”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第一名、“舒而美”中青年诗词大赛一等奖、“谭嗣同杯”诗词大赛一等奖以及各类全国诗赛二、三等奖十多次，作品收入数十种当代诗词选本，被全国诗词界公认为名家。

出版作品集《啸云楼诗词》（选本，华艺出版社，2009年；全本，黄山书社，2010年），诸多著名诗人、学者予以高度评价。

长期从事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研究，以二十世纪诗词为治学重点，旁涉儒学、史学、文献编纂校勘之学。

在国家重点期刊及省级以上期刊、各种高校学报发表论文100多万字，文章被国家权威期刊《新华文摘》转载，学术观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艺术报》整版引用。

出版学术著作《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近现代诗词论丛》、《二钱诗学之研究》、《选堂诗词论稿》（与人合著）、《冷翠轩词话》、《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上中下三册）、《中国现代词选》、《啸云楼诗学论丛》以及古文译注、古代诗词评注共5种，点校古籍《茗洲吴氏家典》（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点资助项目，黄山书社版）。

主编并校勘“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 文论”、“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共50种（已出版30多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重点期刊《文学评论》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丛书在整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文献方面，“可称典范”。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完成专著90万字。

在传统诗词方面，兼擅创作、理论研究、编辑与校勘，学界有多篇评论予以称誉，许为现当代诗词研究之拓荒者与奠基者。

论文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安徽省社科院科研成果精品奖。

著作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编著获安徽省文艺类优秀图书二等奖，编校诗词别集获全国古籍类优秀图书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