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洪冕（1864—?），字谷荪。从朱青长和诗小注中知其为中江县人。有《谷荪诗稿》，大约以任教为生。

秦锡圭（1864年—1924年），字镇谷，号介侯，晚号见斋。江苏省上海县陈行乡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同进士出身。30岁时，秦锡圭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登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山西寿阳县知县。任内为杜绝该县民众溺毙女婴的现象，创设保婴局，给贫民生孩子提供补助，并撰写《保婴歌》广泛在城乡刊发。他还拿出原准备为父母作寿的钱来修寿阳县西部要罗山的道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他嘱咐清徭局的绅董多设分局以储备刍粮平价售出，并要各乡办团练。任寿阳县知县三年后，因教案而蒙冤被免职，戍凉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学政聘其襄校试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委托其赴上海购买学堂应用书籍，并考察铜圆行使、纸币制造情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甘总督委托其办理陕甘总督府文案及土药统捐局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兼任官银钱局坐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兼任赈务局坐办，经理西路提运仓粮事务。宣统元年（1909年），受委托到江鄂各省考察商务。宣统三年（1911年）经外务部核准，秦锡圭的冤案获得平反，官复原职。中华民国成立后，秦锡圭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当时他发誓“不入政界，不受党派津贴及其他非法取得的金钱”。此后，他在第一届国会前后三期常会以及广州非常国会时期都担任参议院议员。在第一届国会最终结束前半年，1924年秦锡圭逝世，享年61岁。

吴钧（1866年—？），字秉丞，号莜谷 ，甘肃皋兰（今甘肃兰州）人，寄籍甘肃省西宁府贵德厅（今青海贵德） 。清朝及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吴钧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吴钧中乙未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散馆，著以部属用，任户部主事，后改度支部主事。清朝末年任过一任山西省忻县知县，此外至中华民国初年一直在北京任职。中华民国时期，他于1912年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1923年任敦煌县知事。

张称达（1866年—1939年），字季旷，号二谷老人，湖南永绥（今属吉首）人。清末进士，书画家。清同治五年（1866年），张称达生于永绥厅城。幼年家贫，苦读进学，在辰州考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殿试，位列三甲一百四十一名。辛亥革命后，张称达回归故里。民国二年（1913年），在县城创办务正小学，后因生计日绌，只身去常德以卖字和授徒为生，后患风症返回。张称达工诗文，善书画，字体苍劲，别具一格。晚年仰慕唐代李昌谷和宋代黄山谷，遂自号“二谷老人”，并汇集平日诗文成册，定名《二谷老人诗文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家中病逝，享年73岁。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宿迁泗阳人。在上海南洋公学、北京大学等长期任教。

曹元弼（1867-1953） 字谷孙，又字师郑，一字懿斋，号叔彦，晚号复礼老人，又号新罗仙吏，室名复礼堂。清初其祖先自安徽歙县迁至江苏吴县。1881年以童试第四名进入学宫受教，元和（苏州）训导唐毓和阅卷倾佩，以女妻之。1885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从黄以周问学。时海内才俊云集南菁书院，先生尤与张锡恭、唐文治交往甚笃。同年夺得拔贡生第一名。1897年张之洞转任两湖总督，延聘主讲两湖书院，在书院先生与梁鼎芬共辑《经学文钞》，相与论学者，有马贞榆、陈宗颖、胡元仪、陈庆年、王仁俊、杨守敬、桑宣、蒯光典、姚晋圻等。1908年，江苏巡抚陈启泰荐举并以其所著《礼经校释》呈御览，赏翰林院编修，同年江苏奏设存古学堂，延请为经学总教有《孝经学》七卷、《礼经学》七卷、《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周易郑氏注笺释》十六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复礼堂文集》十卷、《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1911年辞去存古学堂总教，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存古学堂停办，长叹曰："天乎！与子偕隐，矢死靡他。"自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所往来者仅叶昌炽、邹福保、张锡恭、朱祖谋、王季烈、刘锦藻、刘承干数子耳。其后袁世凯设礼制馆，以书币来聘，不从。 平生专精三礼，奄贯五经，门下高足亦有成就，如经学家沈文倬、文献学家王欣夫、诗词名家钱仲联、古文字学家唐兰、书法家王蘧常、文史学家吴其昌、经学家毕寿颐等。有《孝经学》七卷、《礼经学》七卷、《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周易郑氏注笺释》十六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复礼堂文集》十卷、《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

曹元弼（1867年—1953年），字谷孙、师郑、懿斋，号叔彦、新罗仙吏、复礼老人，斋名复礼堂。江苏吴县人，进士出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登进士，同年五月，授内阁中书。后经张之洞邀请，主讲两湖书院，后任湖北存古学堂总教等。长兄曹元恒，次兄曹福元。堂兄曹元忠 (资政院)。谱兄唐文治。元配唐氏，六合训导唐毓和之女，继配吴县王氏、上虞柴亚兰。1948年7月4日，八十二岁曹翁与六十二岁柴小姐在阊门西街三十四号的婚礼引起轰动。1953年10月22日去世。

张鸿（1867-1941），初名澄，字隐南，号璚隐、蛮公、别号燕谷老人，常熟人。22岁中举人，37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主事、外务部郎中、记名御史、驻日本长崎、神户及朝鲜仁川领事。民国五年（1916），称病归乡，住燕园。倡办塔前小学、孝友中学。在燕园创苦儿园，收养孤苦孩子。与夫人一起创办刺绣女校。先后担任常熟县通俗教育馆长、县体育场场长、县图书馆馆长等职。常熟沦陷后，举家迁桂林，后经香港移居上海，逝于上海，归葬虞山。电子稿校录：小化斋、绡塘，以《蛮巢诗词稿》（《清代诗文汇编》第七九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一版）、《游仙诗》（民国22年刻本）、《政学报》（东亚译书会商务报馆，1902年第二期）、《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9月第一版）为底本。

袁嘉谷（1872—1937年），云南石屏人。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1891年袁嘉谷离石屏至昆明就学于陈子潘、张竹轩，22岁入经正书院研习。1903年6月，他应经济特科试，列二等七名，复试列一等一名，授编修。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四卷。1905年8月回国，他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1909年9月，他升任浙江提学使，1911年辛亥革命离浙归滇。1912年5月，他应蔡锷之聘任省参议员，1915年应唐继尧之聘为顾问，并修《云南丛书》。袁嘉谷在云大执教十余年。

田树梫（1874年—1912年9月），别号芗谷，甘肃皋兰县人，清朝官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十九岁参加会试中式289名，后因为继母病逝而丁忧三年，未参加殿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到北京求职，遂被陕甘总督升允推举派往日本留学，到法政大学速成政治科修业。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获游学毕业进士，在民政部疆理司任科员、主事。民国元年（1912年）清室退位之后，他仍任原职，四个月后患病，同年9月病逝于北京。葬在兰州龙尾山（现伏龙坪）。

余维翰（1874年—1928年），又名谷荪，字屋舟。湖南省平江县三市乡肥田村窍塘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会试第一百三十二名；同年，殿试登甲辰恩科三甲第一百二十六名，与同乡苏舆是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文史督修，湖北竹山、来凤、利川三县知县。民国后，任湖南靖县、岳阳知事，武汉大学教授，长沙师范教师（毛泽东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国文教员）。余维翰还兼任过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有“余青天”之誉。尤以禁烟成绩突出，曾受民国政府表彰。余维翰热心家乡水利建设，民国十五年捐资修建大陂堰，开石圳40余丈，使当地农民受益匪浅，深为乡人敬仰。著作有《半韪屋文钞》、《半韪屋诗抄》、《袖珍诗集》、《太平天国史》、《福石山庄联语集》等传世。

【生卒】：1875—1898 【介绍】： 清福建侯官人，字暾谷，号晚翠。光绪十九年举人。任内阁中书。倡闽学会，又助康有为开保国会。百日维新间，与谭嗣同等四人以四品卿衔入军机，参与新政。政变起，被捕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有《晚翠轩诗集》。

林旭，字暾谷，侯官人。光绪癸巳举人，官内阁中书，加四品卿衔。有《晚翠轩集》。

呜呼！暾谷之诗至是凡三墨木矣。自戊戌变政，钩党祸作，昔之密迩暾谷者，多以藏其文字为危，不匿则弃，惟恐不尽。当暾谷被逮时，闻其巾笥尚有朱书票，拟暨与德宗造膝问对，有如家人父子之言者，亦皆散失不可得见。越数岁，大舅沈公涛园亦京兆尹出而提刑粤东，予自江宁来别诸沪滨，忽于广大海舶行李中见一箧衍，熟视之，知为暾谷故物，不钥而启，则晚翠轩之诗与孟雅夫人《崦楼遗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请以校刊自任。岁乙巳，居崇川，事简多暇，为之排比付印一千部，分贻知好，转瞬辄罄。厥后，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集》中，寖以风行。然私念暾谷平时书札墨沈具在，纵论时事，臧否人物，有为一代兴亡所系者，宜与天下后世以共见。于是，复与林丈筱蜦、郑丈叔昭、表弟沈剑知从事搜集，重为晚翠轩补遗诗十三首、崦楼补遗诗十四首，并检涛园、冯庵二长者题记，辑为一卷，益以暾谷手简及其应试文字附卷末。嗟乎！是区区者，假令当日不邂逅于舟次，则暾谷与孟雅夫人之馀绪足以传后而不朽者，或将展转散落，岂不更可痛耶？ 暾谷论诗，虽以涩体为主，然其宗旨在乎能驿众派，不欲妄生分别，为道之大，于此可见。且其诗精研博赡，虽从后山、涪翁入手，渐亦浸淫蝉蜕于昌黎、临川之间。偶为晚唐，自谓不让于韩致光，其自命为何如者！至若五言古、七言绝，则无不一深得宛陵、诚斋之家法。授命之日，春秋才二十有四耳。求其造诣于古人，视王广陵犹有过之无不及。特世之议暾谷者，往往病其躁进，不知士丁末造，有志康济，不能不自奋于功名。晚清士夫阘茸闇弱，随波进退，而反讥人之勇于赴事为热中，此风气所以不振，清社之所由屋也。至于党籍之说，亦未可尽信。观暾谷丁酉十一月与予书，犹有「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之语，是其意非真欲阿附康南海者。然君臣际遇会于一朝，有不期然而然，而不可以无死者，其视亡命苟免、不耻事仇之流，奚啻霄壤？顾可仅仅以党人目之耶？今者暾谷往矣，回忆戊戌冬，义仆朱德贵间关归其丧，囧车过城东门，邻舍儿为之歌曰：「断头旭，血化碧。日未落，河水涸。」呜呼！是何声也？吾不忍思之矣！ 岁次丙子十二月，后死友闽县李宣龚谨序。 （《晚翠轩诗集》电子版录入：绝梁孤客）

孙景贤(1880-1919) 字希孟，号龙尾，又号藤谷古香。江苏常熟人。光绪三十三年(1909)其师张鸿出任驻日本长崎理事，随往，就学明治大学法律科，并在领事馆兼职。加入同盟会。归国后赐举人出身。入民国，供职外交部，任国务院参议。与同里庞树柏同为南社俊才，有"虞山双璧"之目。诗属晚清西昆派，雕肝琢肾，研精洞微。其词亦语雅意深，雄而不放，密而不晦。有《龙吟草》、《梅边乐府》、小说《轰天雷》。

苏曼殊（一八八四——一九一八）原名玄瑛，字子谷，后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等文，曾任报刊编辑及学校教师。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人交游，参加南社。诗悱恻芬芳，又以浅近文言作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并翻译拜伦、雨果等人作品。有《苏曼殊全集》。

苏曼殊（1884-1918） 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法号曼殊。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1903年后留学日本，加入革命团体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回国后任上海《国民日报》翻译，不久于惠州出家为僧。墓在西泠桥南堍、孤山北麓。刘大白诗云："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文。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擅诗、小说。南社重要成员。有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6种，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曲折动人，对 "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较大影响。有《苏曼殊全集》。

陈寥士（1898—1970），原名陈道量，字企白，一作器伯，号寥士、玉谷、十园。镇海人。家住宁波江东东胜街。其父陈荔汀与母止止老人，以及其妻谢黛云、妹陈兰言俱擅诗词，堪称一门风雅。陈寥士幼年颖悟，早有诗名。曾与沙孟海（文若）、朱鼎煦、王个簃（贤）等，从慈溪诗人冯幵（君木）学。著有《单云甲戌稿》、《单云阁诗》、《单云杂著》、《单云阁诗话》等。有学者认为，陈寥士因其师冯君木诗中有“穷居门巷比云单”一句，故名其斋曰单云阁。但从其友人所题《单云阁图》诗来看，其斋名应源于唐人孟郊《秋怀》“商叶随干雨，秋衣卧单云”一句。

林英男，字岸谷，号平沙。祖籍福建丹诏。一九五二年生于闽南，长于粤东。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近日，林英男同学赐阅其大作《平沙集》，再三嘱我作序。我虽事冗，却之则不恭。而且，校友毕业多年后，仍兀兀穷年，孜孜不倦地潜心于诗词写作，这精神也确值得学习。便抽出时间，细读英男的诗作。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在中大中文系给七七级的同学讲授魏晋隋唐文学史，倒未曾给英男所在的七八级上过课。不过，说来也是缘份，七八级同学在毕业后，常常邀我相聚。他们一直关怀母校，帮助母校。特别是他们同窗之间，情深谊厚，常常使我感动。我虽然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和他们直接交流，可是，三十年过去，在这年级九十多位校友中，许多人的音容笑貌，也依然历历在眼。师友之间，融洽无间。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六十年，而和没有上过课班级的学生，彼此一往情深，延续了三十年，也确少有。此中缘故，我实在也无法说清，祗能说是人生中难以遇到的缘份！ 英男第一次让我看他的诗，是在他毕业后约十年的一次聚会上。记得那时他穿著笔挺的蓝色西装，神清气爽。席间，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首小诗，说是让我看看，同时也问了些有关写作格律诗词的知识，我随便看看，也稍作评点。老实说，那时英男写诗，还未进入门槛，我在匆忙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为好。 大概到新世纪之初，英男入住中大教师宿舍，离我家较近。有一回，他把一大叠诗稿，交给我看。翻阅后，觉得还好，而且知道了他对写诗有强烈的兴趣，也颇替他高兴。不过，那时彼此都忙著别的事情，我也来不及和他彼此切磋。 又过了好几年，我们虽同住一校，但见面不多。偶尔知道七八级的校友，有好几位热心写诗。手机电脑，成了他们传诗递简的飞鸿。我又听到七八级的校友们说，在这年级的诗客中，英男最为用功，他常在网页上发表诗作，得到好评。这回，他发给我《平沙集》，我仔细拜读，才知道他确实是学业大进。所写诗 作，与前两回交给我看的，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工夫不负有心人』，凡作事，祗要『一灵咬住不放』，是总能作出成绩的。英男的诗，风格属沈郁遒劲一路。试看他《自题平沙集》的第一首，便很容易发现在典雅的辞藻中，压抑著一股嵚嵜磊落之气。他那些纪念亡父、亡兄、亡友的诗，写得情感真切，哀伤中又流露出自己对生活不平的牢骚。我很奇怪，为什么他的风调，会显得如此深沈？一问英男，才知道他在大学毕后，经历崎岖。境内境外广阔的生活面，既让他对现实、对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让他对人生、对历史，有更深切的感悟。所以，在《平沙集》里，没有轻率的应酬之作，他落笔总是沈重的，认真的，严谨的。我看得出他在有些诗里，用辞遣句，反覆斟酌，甚至有时还会过于考究。但一题在手，总不会率意为之，草草了事。所以，这本诗集，虽名曰『平沙』，实质似苍岩。忧时论世，有棱有角；伤逝怀人，深沈老健。这和时下一些诗作，在无病呻吟中给人流滑之感，大不一样。『诗穷而后工』，英男经历过有顺有逆的人生道路，写出的诗，也分明留著或深或浅的脚印。沈郁中时有奇兀的风格，也照见出他的牢骚抱负和个性。 英男告诉我，近十年，他潜心读书，恶补经典。到而今，他也过了知命之年了吧，但竟仍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乐此不疲，实在令人感佩。我们从《平沙集》中，也可以见到他喜欢用典的习惯，这说明他读书之多，用力之勤。否则，他不可能处处拈来，让诗作添上了书卷之气。当然，好用典，也是一把双面刃。这一点，相信英男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 我读书，往往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至于写诗，近几年， 不晓得为什么全无兴致。比起英男的用功，自觉汗颜。也许年龄渐大，壮志消磨。在网络各种消息的引诱下，对著荧幕，反耗费了不少读书的时间。所以，英男嘱我写个小序，颇觉为难，不过，想到这一回，在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之际，英男捧出这本《平沙集》，让师友们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实在很有意思。再三踌躇，遂承嘱命笔，也作为我对特具凝聚力的中文系七八级校友，再三致意。

林英男送来他的诗集《平沙集》让我写序，我欣然应允了。 三十一年前那段无法超越的印记不可能抹去。神马并非都是浮云。 没有一滴雨会说自已造成了洪灾。但每个洪灾内边却都是一滴滴雨汇集而成的。 我在这个时间段也面临转型，走在从心灵封闭到心灵牧放的历史隧道里。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半叶，有相当文字为『受命行事，呜鞭示警』之作，『虽是受命之作，有著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我在编审职称评审中的这段话，开始摒弃罪孽年代的窒息和崇拜，开始释放悄然萌动的惊异和好奇，开始沐浴潜滋暗长的开放和挣脱，因之与林英男们年青一辈也有了沟通可能。 一九八一年一月号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文学杂志，决定发表黄雨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新诗向何处探索》。一九八○年十二月，作为理论编辑的我，约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大学生，到文德路省作家协会，座谈朦胧诗。就新诗的革新与探索，开了一个会。记得有辛磊、林英男等应邀。辛磊即前些年写长篇小说岭南三部曲之《大清商埠》《大国商魂》的作者之一，第三部《大江红船》尚未写完，辛磊英年早逝，俊才痛失。近期，在和刘中国的闲聊中，被提及的同学中，林英男是频率很高的一位。这让我重新梳理过往的记忆、审理以往的作为。林英男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观点清晰、不同寻常，带有年青人的理论锐气和敏捷眼光。于是敲定他撰写一篇与黄雨商榷的文章，我问他在七天内，能否完成。林说：没问题。于是，我把黄雨文章的条样交给了林。于是，就有了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号《作品》上林英男的《吃惊之馀——就新诗的探索方向与黄雨同志商榷》长文。 林英男文章，影响极之深广。那时候的《作品》是个很牛的刊物，发行量达七十九万份。时至一九八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上，发表了该校著名教授黄药眠的万字长文《关于朦胧诗及其他》，为黄雨辩护并对林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和批评。 这多少有些吊诡，也令人错愕。一位著名教授，放下身段，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如此的青睐。一场对新诗的理解歧见，有人力顶有人吐槽，这很自然，却然引发一场南北呼应的激战。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如今衍生开来，说『裙子要短，出名要早』。俊才精英就一定能够艳遇『出名要早』的强大身影么？林英男一九八二年毕业，罹难接踵而至，羊城晚报要林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不成；一九八四年，省文化厅打算把他列人才第三梯队，调入省文化厅加以培养，也不成。学校某些政工用档案罗织评语，把他打入另册。虽然后来学校为他修改评语，删去不实之词，但已经耽误了许多机会。那年代档案如同一个生死簿，要你下地狱就升不了天堂。那时候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在中国舆论界很牛，是开放改革舆论的引领者先行者，林英男错失良机，历经了一场命运之战。 这场论战中，黄雨提出了究竟哪一种称得上是『新一代的诗』？『新诗如何创新，追求什么，朝什么目标探索？』的问题。他从一些新人的片言只语，摘下的关键词是『土壤』、『人民』、『不能靠梦活著』、『时代』、『改造外在世界』等，他用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而他眼中的朦胧诗是，『脱离现实，思想苍白，语言离奇，玄之又玄，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是『梦想自由者的绝望的情绪』。 与黄雨传统的、守旧的思维视野殊异，林英男认为：『十年动乱创造出奇特的一代。』『四五證明：醒狮睡了，睡狮又醒了。象五四前夜，历史又一次脱节了。亚洲大陆断裂了，在中苏边界；五大洲飘移了，在太平洋相撞。在历史的脱节点，他们愤怒；在断裂层喷射的岩浆中，他们垮掉；在大陆飘移的震荡中，他们迷惘，但他们站著，站著愤怒，站著垮掉，站著迷惘——站著思考，千百万年轻的脑袋在日夜掘进，要为地球的脑海增加新的皮层和沟纹。』黄药眠的文章，对林英男『青年诗人经常用的手法，是朦胧的意象』；要有『零星的形象构图』；『富有运动感的急速跳跃』；诗应该有『交叉对立的色彩』；要有『标点改进和语法的主观化』；写诗要『哲理和直觉的单独表现或熔合』；做诗『要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和奇特的语言结构』七点提纲，逐条进行了分析和反驳。这属于艺术上的探付，倒也无妨。但黄药眠论及朦胧诗理论的思想根源时，却有点煞有介事，似是而非，呈现荒唐做派与傲慢。他列举了四条： 一、看不清客观事物原貌，以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 二、把社会里的人都看成是各人自我的活动，变成自我展示的个人主义者了； 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力量把纷纭复杂事物加以类化； 四、对祖国的语言修养很差，又不肯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这真是文化固化不易撼动的生动写照。 对于时代的看法，黄药眠一面惊异林英男的『博学』，一面提出了他的定谳评语：『我们讲的是诗，为什么突然要扯到自然界这样的巨变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它呢？』『作者幻想出天崩地裂的恐怖的形象，好象地球都快要破灭的大灾难来临了，然后把大灾难作为前提，提出要写现代诗的结论。』 此论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今生何世？还有点晚清朝廷缉拿乱党的劲头。其实，林英男在与黄雨商榷文章中鲜明发出『他脚下的地却从现实世界的大陆分离出去』，到底『是年龄的距离，还是时代的距离』的天问。 一九八○年，正是在『文革』『天崩地裂的恐怖形象』展现之后，正是『大饥荒』『大逃港』、『大灾难』，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龙钟老态，步履蹒跚，一再踉跄，乃至不救之后；也正是邓小平听闻『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惊谔，万里看到幼儿在锅中取暖惨象的痛哭，彭德怀看到工人无裤可穿的怒斥之后，这就是中国环境的危如累卵、非开放不可的历史现场和时代形象。林英男的『时代距离』论所表述的一代年青人忧患、困惑，正是这场论战的命意点穴之笔。 文学史，不应该祗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史，更应是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替代、转变的历史。文艺思潮，也绝非风格流变的演绎，更应是现代性理念的碰撞，交锋。这场朦胧诗论战的焦点，也正是在『现代性』两个轮子：市场化与人文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享的文明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具普遍世界意义的现代性了。现代性的共享性多样性并存，正是林英男们所孜孜以求的愿景。社会越封闭愚昧，其社会认同，越强制和盲从；社会越开明开放，其社会认同，越自愿和合理。历史的灾难太深重了，它也生成了一种进步，以往的一切都要用实践和理性去重新审理，包括朦胧诗和文艺思潮。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多元开放性和自我批判度，是否具有现代性思维模式，是否具有自创能力，是我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别老拉上老外背书。 学生时代的创造性，往往被刻意追求一致斫丧自由的工具化社会化过程给扼杀了，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那无异是对学生才能、性格、命运的摧毁。六十岁一个甲子，正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磨难、思考和行为，追问和践行生命的终极意义，焕发思想与精神之花那流动而常青的生机，在知识沈淀和经验积累完成之后，奉献社会，润泽修身，知事悟道的第二个黄金周期。 林英男三十一年前一时苍茫，掩蔽著另一时的辉煌，另一种成功，彰显著另一种精彩：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出版了学术论著和教材多种，他毕十年之功研究古诗词，写就了这本《平沙集》和呼之欲出的《谢灵运评传》。 《平沙集》系作者八十年代论战之后，三十年间内心感受抒发，志向踌躇呈现，静思超然沈积的一个集成板块，上口耐嚼一色，文采思考齐飞，堪称独树一帜之作。『恶木难成君子翳，呜条岂是太平林？』（《越吟》）『十年转石空留响，两掌抟沙独笑吾。』（《自题》）那种突围后的快感，挫折后的坦然，那种凄美；『萧寥晚雨扰禅那，俯仰沈沈问壁呵。』『襟抱一轮沧海月，迷茫即佛是燃灯。』那种生活磨难后的平静，淬砺后的静思，那种禅悟；『六十年愁罹率野，八千里路戴孤星。』『一寸溺灰同此劫，百年海客异乡风。』『屡折民肱无九转，壶翁朝暮作狙公。』那种对灵根身世的缅怀，个人际遇的感慨，辗转异乡的吟咏。其诗作对仗工整，用典丰富、精当，读来琅琅上口。那种韵律美和古典美，都是我所喜欢的。它的诗味浓郁，历史厚重，格律严谨，都是可传之久远的。是为序。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广州

昔陈亢问异闻于伯鱼，伯鱼应之曰未，且述『不学诗，无以言』之训，是知至圣传鲤，亦首诗教。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岂圣人以诗者仁孝所蘖耶？平沙公幼时，父母恩违，依慈庇长，初未得诸庭趋。己未腊月，父弥留，奔挽未及，至则幠衾矣。扶柩归故宅，夜阒籁沈，神哀形毁，不脱绖带，以待天明。明旦曦窗下，惟遗像高悬，破纸满地，捡之则其尊人遗诗也。平沙公藏之三十馀年，灯下偷展，辄心大恸，情志渐萌，遂亦成诗人。呜乎！鬼神之事，子所不语，而下世之人，能传骚心，诗教之通于幽明者亦大矣！今集中家祭之什，哀暴风之不止，痛离魂之未返，荒天穷海，啼血怨春，仁孝之心，可质天地，诚中形外，故尤能动摇人心。 平沙公于学无所不窥，而诗学用力最劬。唐时高达夫年三十五始学诗，而终能自出一头地，平沙公学诗更晚于高，而勤力诗道，孜孜矻矻，积年所为，洋洋大观。其志廉，故高旷沈雄，如蹈五丁；其行洁，故质实峻伟，如遇奇士；其学博，故驱驰坟典，如运密珠；其思深，故幽怀深致，如犀照水。清人说诗，有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之判，平沙公非不欲为诗人之诗也，而才为学所掩，下笔独典重如籀篆。窃谓此体肇之颜之推，后之得之者惟顾亭林，至公而三矣，盖真儒者之诗也。余蒙平沙公不弃，许以忘年，更以道合志同，时相盘桓，然亦未敢云知公。概乎言之，其诗无论古近歌行，儒者之志，一以贯之。又尝攻西学，不硁硁乎乡曲门户之见，故诸作议论正大，文辞排奡。此又公诗独造之境也。 于戏！乙巳以来，科举既废，中经陈胡之乱，红羊之劫，吾国文化，竟成土苴。公之情志，托于歌诗者具在，然季世鄙文崇质，识者盖鲜矣！ 盐渎徐晋如于横艾执徐年彊梧协洽月游兆汭汉日

余真啖名者也。余所啖之名，实之宾也。实者，儒学之以修身为本，进则修己以安人。仆虚掷六秩，忝届耳顺，学尚不足误人，德犹不堪修己，以此啖名，欺世耳。若乃如是之身后名，洵为赤道冰山，不如即时一杯浊酒。故嗜酒者，真啖名也。洎半百之齿，余知耻近乎勇，勇而始学诗也。尸居袖手，坦荡之馀而有诗。好古之故，余诗之体，糟粕也；嗜酒之身，余诗之味，醪药也。唯以志年遭惊恐，经络不通而麻木不仁，医者谓之痹症，长年啜之以醪药也。醪药五味杂陈，甘苦自知，辛酸为己。或曰理可修己，而不可强人，强人无异于以理杀人。故知药可疗己，未必治人；诗能娱己，未必悦人。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嗟夫！诗以悦人为诣，即近乎谀人矣！ 是为跋。 平沙壬辰夏于康乐园客卢

昔义宁陈寅恪先生读岑仲勉文竟，慨然语陈援庵先生曰：『此君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斯虽朋辈间一时兴到之言，究其实，要非逞臆之谈。江淮、黄河流域云云非敢论列，若南学后来居上者，固较然明矣。盖海通以还，岭表与外洋荡摩，影响所及，粤人穷则思变，每能凿空创辟，开华夏一代风气。经济如此，学术如此，即诗词何莫如此。夫穷则思变暨于诗词，抑末矣，而实有至精者在。 盖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经济其粗焉耳，唯文化允执其精，诗词尤精焉者。第此精焉者，至晚近以佞古过甚寖微。夫诗若词，根极风骚，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关乎国之兴衰，吾民族精神实寓焉。诗道而微，则民族精神奚寓？值此寖微之际，有人焉，以『诗界革命』为天下倡。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以新名词写新事物，于一味拟古徒存躯壳者外开径独行，自辟异境，足以式多士而起后学，是不啻化诗坛之腐朽为神奇矣。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梁卓如、黄公度二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一也。新文化运动起，陈、胡辈谥诗词为『骸骨迷恋』；鼎革以还，并此『骸骨迷恋』亦鲁莽灭裂之，国人几不知诗词为何物，举禹域率入于椎鲁不文之境，民族精神云乎哉！际此存亡绝续之交，复有人焉，于羊城创刊《当代诗词》为天下倡，海内向风承会，驯致社刊林立，诗词复兴终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遏。是不啻于传统诗词运命肉白骨而起死生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李汝伦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二也。虽然，犹有憾焉。三十年来，诗词复兴为量也而非质也，弥望黄茅白苇，求一精思健笔、闯然入于古人之境者盖寡。当此大雅不作之时，又有人焉，以举办国诗大赛为天下倡。斯国诗大赛者，以复兴传统诗词雅韵正声为鹄的，藉唐宋以降科举矩矱为形式，延聘诗词名家足孚众望者为主考官。赛事公开透明，避俗若浼，一以遴选高材俊彦为指归。夫诗词大赛众矣，至考选严格、品位高雅如斯者，则绝无仅有。是不啻于诗词之道拨微行而反之于康衢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林英男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三也。迄今岁，国诗大赛已举办三届。凡入彀者率能茹古含今，与时下大赛所选相去何止霄壤。继是以往，国诗大赛蝉联续办，真积力久，岂独焜耀南纪，抑将影响华夏诗坛至深且巨。噫！振大汉之天声，张民族之精神者，非在斯欤？义宁岂虚言哉！ 曩林先生尝以所著《平沙集》见惠，余受而读之，觉古近体诗挽硬盘空，奇肆奥衍，如商彝周鼎，令人气慑而不能下。近复惠《平沙续集》，则诸体渐化奥博为疏隽，时于下笔迟重绝伦处见飞扬踔厉之概。是真能抗古杰立，日新又日新者。因悟国诗大赛岸然负异于俗尚，非无由也。盖先生家学渊源，广汇懋蓄，卓然诗词名家。夫以诗词名家而举办国诗大赛，宜其能悉衷大雅，度越恒流，超然指向上一路。《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林先生有焉。兹以读《平沙续集》，忆义宁语，兼及国诗大赛，而发其覆如此。并世君子，倘以为然乎？是为序！ 乙未八月于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