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湖居萧然，偶读张文襄公诗集，见所感喻，与平曰亲聆绪论及见闻所及，有可以印證发明者，辄笔之于册。公为达官数十年，受两宫知遇，功业烂然于后世。平生少所挫折，然所为诗，乃忧深思远，多劳人之辞。癸卯入都以后之作，尤沉郁盘纡，有惘惘难言之隐。盖公一身始末，关于数十年世运之转移隆替，世变大而虑患深，故多感愤之诗也。则读公诗又岂易言哉。公集行世，他曰必有任子渊其人者为之笺注，以诏来者。寡陋如予，一知半解，不过为他日采择万一之助，蕲春士人之讥，所不辞耳。丁巳十一月苍虬书。

近时名臣工诗者，前推湘乡，后推南皮。湘乡诗学韩、黄，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南皮诗近欧、王，宋意唐格，其章法声调，犹袭乾嘉诸老矩步，于近时诗学，有存旧之思。特意量宽博，骨体凝重，虽不避常调，自有立脚之处，故与滥滑者有异耳。湘乡识巨，而以事业分其功力，大段以气骨胜，少琢鍊之功；南皮心思致密，言不苟出，其成就较曾为深也。樊樊山尝从容侍坐，问老师之学，包罗万象，然平生以为用功最深者究何事。公默然久之，曰：「仍是诗耳。」可见公亦以此自负也。

文襄学赡才富，侔于纪、阮，而其诗心长语重，绝无炫耀之习。盖其立身行己，自有坛宇，非经生博士、文人才子所可同年而语。其诗用字必质实，不纤巧；造语必浑重，不轻浮；写景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立意必独出己意，不随世转。虽以风致见胜处，亦隐含严重之神，不剽滑。他人虽极博丽，一秤量之，则不啻泰山鸿毛之判矣。

公不喜王右丞诗。一日，见王伯唐(铁珊〉主事遗笔，所论适与公合，则大喜，以为知言。盖不喜其人，遂及其诗耳。公有《陈子昂宋之问》一绝云：「文人誇诞骋虚词，多少缁尘浼素丝。伯玉幽贞孤竹咏，延清鲠直老松诗。」又有工部一首：「稷契寻常便许身，忽跻孔蹠等埃尘。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持论之严如此，与文人弄笔者异矣。

用事有二类，一神化无迹，一比附精切。自古善用事者，断推老杜，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破」字最妙，盖化实为虚，非堆砌故事者所能梦见。试举其例：如《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收句：「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用《南史》崔瞻事。盖当时以容止蕴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也。用事可谓妙绝。其次如东坡《大风留金山二日》诗：「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用佛图澄事。而「明日」句即是铃语，想入非非，尤妙在「颠当」两字双声，恰是铃声，人巧极而天工错也。此等用典，不能复以用典论，我用典而非典役我也。至如比附精切者，如东坡《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放翁施注序云：「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值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又义山诗也」。何义门先生亦云：「『旧巢痕』三字，本义山《越苧》诗，此老可谓无一字无来历。」又《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诗：「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皆用有服事。《漫叟诗话》所谓：「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也。」又《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诗「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云云，通首用徐、孟二人事。《苕溪渔隐丛话》所谓「东坡此诗，不止天生作对，其全篇用事亲切，尤为可喜」也。若此者，方可谓之用事精切。东坡而后，则推亭林，取材经史，无事新奇奥博，而自然雅切。其《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诗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用《宋书·孝义传》潘综、吴逵事。盖太守王韶之举二人孝廉，赠以诗曰：「仁义伊在，惟吴与潘。」如此用事，真可谓天成也。又《寄同时二三处士被荐者》诗云：「与君成少别，知复念苏纯。」皆确切不可移易。近世则为文襄，用事极不苟作，如《连镇僧忠亲王战垒》诗：「秺侯只画麒麟阁，请看中原百庙堂。」用金日磾事，同以异姓封王者也。湖北学政时吊诸生贺人驹诗，贺兄弟四人，皆以才名，公诗云：「弟兄多才宋韩氏，缜绛综维皆国器。蒲圻贺氏亦不恶，驹骥骏騄俱隽异。」《送王壬秋归湘潭》诗：「谈经何异动红阳，献策岂能感杨素。」又云：「梁鸿过阙独哀歌，哀歌莫被中朝怒。」皆确切王壬秋获知于肃顺事。而梁鸿之《五噫》，为感新莽而作，用事尤为警策。盖梁鸿作歌时，汉已中兴，鸿如有汉室之思，当作于新莽窃位之时，不应在业复五铢之后，故史云明帝「闻而恶之」，殆恶其有中郎之叹也。鸿此事，后人多不察，而漫称其高尚有故国之思。此等处，尤见公读书之细密，比附之精当也。此类不可枚举，聊举一二以发凡耳。

《城坊》七绝一首：「惩毖殷忧圣主诗，桃辛寥苦国人知。凄迷谁补城坊考，但写门前一绚丝。」用张昌仪事，非指一二人而言。盖公入都，痛庚子滔天之祸，近于管蔡之事，而有感于《小毖》之诗也。嗟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今日之事，又岂公之所及料哉？

《小学堂》一首：「犯尽龟兹曲调新，乐工翻谱每含颦。颜家却劝鲜卑语，学取他年事贵人。」此指京师各小学堂成列出外，前导鼓乐，皆学生自为之也。

老杜《八哀诗》，渔洋谓为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称之，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又云：「其中稚句累句，或不可解，须痛刊之。」此实渔洋之诗学不到处，而不免出于妄者也。《八哀诗》如深山大泽，气象万千，不可逼视。叙事皆平直写去，不避细琐，无一分躲闪，他人笔力万不能到。其拙处，正其厚处，正独有千古处也。后世挽诗五古之工者，推东坡哭刁处士、任遵圣一一首，然较之《八哀》，则清澈见底，有江河溪涧之别矣。公《读王文敏公绝笔一纸赋诗述哀》一首，得《八哀》神理，此可与知者道也。彭刚直公挽诗，亦集中杰作，惟用笔较俊爽，与《八哀》微有异。

《过张绳庵宅》第四首：「知是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儆令狐。」系指常熟而言。文襄与常熟水火，故时时见之吟咏。《石遗诗话》中已论之。

《兔丝》一首：「文杏夭桃斗一时，天涯芳草衬胭脂。兔丝亦厌风霜苦，谁伴青青涧底枝？」壬寅岁，端忠敏为湖北巡抚，癸卯公入都，忠敏兼权督篆，后改督抚同城制，鄂抚遂为裁缺。忠敏调苏，一时官吏，多有去鄂而赴苏者。宵小或从中播弄是非，两公几成水火。此必有葭莩之亲，而亦背去者，故托兔丝以寄兴耳。

《读史四首》，作于癸卯入都议学堂章程时。第一首《李龟年》，讽内廷不时演剧，忘在莒之戒也。第二首《蔡攸》，第三首《张天觉》，第四首《张孝祥》，皆为科举而作。盖公入都议学堂章程，主废科举，定三科递减之制，反对者甚多。仁和相国主持尤力，公数与辩论疏通，不胜愤悒而作也。《蔡攸》一首，似讥仁和，「父子同朝」句，又似兼指庆邸。按蔡京当国时，借绍述以行其奸，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子庙廷。制义始于安石，而「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意变秀才为学究」，又安石之言也。《张天觉》一首，指某某两言官，或者以黄昌年当之，非是。黄争铁路事，与科举无涉，且其言隔膜，不值一噱也。诗中用沩山禅师事，盖谓言者非真能知学校科举之利弊者，不过自私自利之计耳。《张孝祥》一首，言射策者命意既差，不能得士。「烟柳伤心」句，用稼轩词意，以徽、钦北狩，喻庚子西幸，言国步艰难之日，以科举取才，所得仅一词家而已。「金杯劝酒」句，言于湖知潭州宴客，妓有歌陈济翁《蓦山溪》者，歌至「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其首为之摇动者数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众，而张竟不觉，言其可鄙之甚也。惟近岁状头，无有闻者，虽求一于湖之才，亦不可得。公借题发挥，不必实有所指也。

当时疏争废科举之制者，有左给谏绍佐。左为公门生，不面折而廷诤，未免稍过。疏中略谓兴学堂则恐有叛逆之祸，公怒甚，以疏驳之曰：「梁启超举人也，唐才常拔贡也，科举何尝无弊？」云云。其实左公所虑，不为无见，特措辞不免多隔膜之处，而公之防微杜渐，固已无所不至，但不能因噎而废食耳。昔朱子论科举学校，亦思有所变更，常叹世之苟且因循，与元祐诸贤，微有异同，盖中道之难如此。朱子所谓扶得东边，倒了西边，欲不纷更，则堕于因循，一切放下也。

周泊园先生当时在台谏，数与公议变通科举之制，有《槐花》一绝句云：「餐菊纫兰旧有方，冷淘差可献君王。萧萧不是惊秋叶，撼尽风枝一院黄。」「暑雨初收日又西，藓墙苔径半凄迷。旧人多入槐安梦，未忍将花踏作泥。」诗境佳绝。

袁公爽秋刻《广雅碎金》，附录《小沤巢日记》有云：「杜、韩多从正面写，坡公多从反面、侧面写，究非诗家正格。故山谷略献机锋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曹都虽小，孔子删《诗》，列之《国风》；楚虽大，游于方之外矣，为尼山删订所不及。此其微意也。然则『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自开、天以后，正脉要以杜为鼻祖。偏得杜法者玉溪生，偏得玉溪法乳，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惟涪皤尔。壸公师讲求格律最细，亦时时有出入于玉溪、涪皤处，故详之。」按此条《呫哔学语》已先言之。潘四农《养一斋诗话》辩之，甚是。盖不免以文人相轻之心，妄测前贤，况以加之山谷之于东坡哉。渐西服膺山谷，故不免尊黄而抑苏，仍是门户之见未除。文襄不喜山谷，亦不甚似玉溪，无所用其牵合。永叔不喜杜诗，无碍其为永叔也。

《小沤巢日记》又云：「读壶公师集，觉步步导人平实，勿徒驰骋才华，令人胸臆赓博，穆然意静。读湘乡曾公诗，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撝方略于句律之内，令人气敛而神劲。声音之足以移人如是。学人积理之浅深，养气之盛否，存中形外，诚不可掩于意言之表，体味辄得之。」又云：「刊落纤秾，语皆真实，宁拙勿巧，宁质勿绮，如布帛之有幅，如竹箭之有筠，称心而出，意不求工，殆深有得于白、苏、陆三家之句律宗趣者。」此则颇得其深处，可谓知言也。

《哀六朝》一首，乃公平生学术宗旨所在。公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公衡文取士，凡文章本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法，习为愁惨之象，举世将无宁宇也。今去公时未十年，而人心世道之坏，至于此极，始叹公之识微见远也。安溪《榕村语录》亦云：「当时徐立斋、韩元少每见辄问某『近又读何异书』，便是大病。商鞅、李斯，当不得位时，好读不正之书，著不正之议论；及得志，便恶燄滔天。所以读书要正当，莫著怪僻之论。」皆老成阅历之言，每为少年新进所不喜，然其理实不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