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花林，余虞山园宅也，新筑于民九己未之岁。背山临水，广庭高厦，花木甚盛，四时不绝，手植红梅十六株，皆高出楼槛矣。书籍万数千卷，多明板、殿板，经、史、子略备，集部诗词曲丛书尤多精本，贮于西楼。余父子五人皆久客，惟老仆留守之。丁丑十一月，倭寇陷江南，大掠而东，至常熟，其军官某喜宅幽雅，入据之。初颇相安，居十馀日，于书室见余撰印之《打开说亮话》文二百册，盖沈阳之变，余撰此文，劝各党各军合力抗日者也。某乃大震怒，谓杨某抗日分子，当膺惩。余固世家也，多藏书籍字画玩好，而傢具帏帐衣服亦颇精，于是命其军士扫数洗劫两日夜，运沪东行，既睪，以硫磺弹纵火焚烧，顷刻都尽，鼓掌欢笑而去，实则利余物之夥颐，以火掩劫掠之迹耳。于是石花林及余身而片楮无存，此后无屋可仰矣。此丁丑十一月十八日，旧历十月十六日事也。今夏四月，余乃间关南归祭扫，至沪而诸儿坚止，弗令行。怪问之，以实告，谓归无食宿地，恐伤余怀，故半年弗敢告。余则笑谕之曰：「此有何哉，胡不早言？今四海焦土，万民浴血，牺牲生命而无一怨言，我家区区财产何足道？且得先移木主，骨肉完聚，在今世为福人，我德薄不足致此，毋忘天地先人恩，但此后当别谋先人计耳。」所可异者，余时居旧京，因不耐敌之干涉文字，遂将所有文稿焚之，是为旧历十月十六日，而江南园宅亦于是日同时灰烬焉，奇矣，爰书二律纪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