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端伯（？—1645年），字元公，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新城县（今江西省黎川县）人，生平好佛，尝镌私印曰「海岸道人」，明朝末年政治人物、散文家、诗人，因拒降清廷而殉国。黄端伯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天启四年（1624年）甲子科举人。崇祯元年（1628年）登戊辰科进士，次年授浙江宁波府推官。那时倭寇常犯浙江沿海一带，他集思广益，提出防倭十条计策，使该地倭患大为减轻。他在宁波“布衣素食，货利不撄其心”。对初次犯法者重在教育，对贿赂者则深恶痛绝。对穷书生，只要有文才，便加意勉励，给予资助和推荐。崇祯五年（1632年），因母病故，遂回故里，三年服满，改任杭州府推官。他办事干练，广知博闻，公务之余，常邀两浙学士讲学于西湖，为当地培养人才。崇祯十年（1637年），考选北上时，又逢父丧，居家七年。耳闻目睹居住在建昌（今南城县）的益王朱慈炱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种种行为，义愤填膺，上疏朝廷，列数朱在建昌“擅增兵甲”，“擅增民词，批行郡县，骗害良民”等恶行。结果，反被朱慈炱诬谄为离间亲藩。黄端伯于愤怒中弃官为僧，避居庐山。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缢。镇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即于南京称帝，黄端伯面北动哭，盼为国效力。经礼部尚书姜曰广推荐，授为正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礼部仪制司郎中。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南京失守，朱由崧逃逸，礼部尚书钱谦益及忻城伯赵之龙等百官皆迎降，城内自杀殉国的，除了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以外，只有十二个人，其中高级官员仅刑部尚书高倬，其馀皆是中下级官吏以及一般读书人，故时人叹曰：“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黄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门书写“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大字，拒不出迎。清豫亲王多铎，命兵卒将端伯押至面前，并吆喝使跪，端伯不屈。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端伯朗言：“皇帝圣明！”不愿多说一句。多铎问：“马士英何等臣属？”端伯答曰：“马士英，忠臣也！”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多铎点头良久，他问：“素闻黄先生耿介孤直，能否在大清做官？”黄端伯断然拒绝并斥责迎清失节之人，说得降臣赵之龙等人面色发赤。多铎将其关押在江宁逾四个月，其间端伯一再拒绝清廷劝降。虽然身处牢狱之中，依然谈笑如常，且作《明夷录》言：“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志。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他指颈说：“我宁剃（杀）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端伯降，并威胁道：“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拒降，多铎遂命杀之。黄端伯整肃冠履，昂首引颈受刃。刽子手心惊目眩，不敢举刀，黄端伯厉声高喊：“何不刺我心！”临刑前，面北遥拜，颜色自若，观者万馀，焚香拜泣，连多铎也叹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北向叩头，口呼高皇帝、烈皇帝就死”。口占绝命词曰：对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
割截无嗔恨，刀山是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