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邹汉勋叔子遗书《红崖释文》云：“右摩崖古刻，在贵州永宁州东六十里红崖后山诸葛营旁。字大者周尺三四尺，小者尺馀，深五六寸许，行列不整。”赵之谦撝叔《补寰宇访碑录》：是刻俗称诸葛誓苗碑，新化邹汉勋释为殷高宗伐鬼方刻石，独山莫友芝复辨为三危禹迹，之谦疑是苗民古书云云。诸说纷纭，讫未定也。吴臞翁《黔语》：字若大书深刻者，然迫视之，无斧凿痕也。好事者架木猱升，以毡蜡拓之。体若篆籀，又似符箓文，而卒不可识云云。天篆，吾乡语也；凡书迹之不可识者，着以天篆目之。红岩传拓，皆按书迹钩勒，得其周廓而后墨其廓外，常有以苔藓痕误为书迹者，故增减时有，间或讹误，至似道家符箓，诚如《黔语》所云。抚拓既艰，故安顺府署乃有别刻，大吏责供，则拓以应之。又故布政司署有缩刻，是咸丰壬子阳湖吕佺孙尧仙所为，凡二刻，一据张春潭太守本，一据吴寅邦拔贡本删，本文亦小异。光绪初，有好事者饬工刷洗苔藓，以灰填迹外，意便抚拓，遂失其旧，臃肿不堪，并增多草书“虎”字，盖苗乱甫平时武人为之也。忆其时有提督周达武者，湘人，好书“虎”字。红崖去安顺西百里，提督驻安顺，故疑周所为。余得光绪中拓本，嫌其不类，访之安顺人，所述如是。亦古迹一厄也。此迹旧拓难得，况是未填灰时本，更可珍矣。数函属乡人求之，不报。戊午岁暮，乃于厂肆得一整幅，云是潘文勤公家物，亟收而藏之。先是，得嘉鱼刘幼丹心源《奇觚室乐石文述》，有《红崖刻石考释》，会经屡校，文亦小异，而吕缩张本则相与符合，乃定潘本为初访得时拓矣。

注：赵撝叔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云：之谦借潘光禄祖荫所藏原拓本及黔中枣木本、阳湖吕氏缩刻本详校云云。光禄所藏原拓，疑即余所得本，惟无显证，不敢遽定耳。余求旧本于乡人，不得，而遇此于万里之殊乡，且百年名藏，宜享帚珍之。今年夏间，检出拓本摄影，门人熊子涤来候，言日本人某以红崖拓本访之，因复询余。喜其巧值，允赠一影本。邹叔绩汉勋，新化人，其遗书有《红崖碑释文》。嘉鱼刘幼丹心源《乐石文述》复详之，而以第二篆为“殷”字，云叔子未能审出，其它亦多虚造，讥为讲训故而不谙篆籀之汉学家。然刘据吴臞翁《黔语》摹本及吕尧仙缩刻吴寅邦本，亦不无讹误。而潘藏原拓与吕缩张春潭拓悉合，自是较审之本。惜刘搜罗不及，其所释仍多未确者以此。三国《吴天玺记功碑》，亦称《天发神谶碑》，亡火后，有覆本、日黄泥墙本。予拟援例以潘藏原拓覆于莲花盦墙壁，称为北本，此非奢愿，当不难偿也。

注：春潭太守本与吴寅邦本小异，而潘藏拓本悉合，故知为同时之拓。自吕缩刻后，其所据本不知流传何所矣。道、咸以前，此迹未访出，故世无言之者。旧志惟《安顺府志》《永宁州志》并载其文；《安顺志》是邹叔绩经修，《永宁志》未详，盖同时之作也。吕缩本在咸丰壬子，盖犹较后，故予定此迹访出在道光中。潘藏原拓为访得时拓，故能与张春潭本相合，不似后来灰填拓本之无知妄为也。贵州金石，道、咸间莫子偲、邓子尹诸君大肆搜讨，虽所得无多，颇极一时之盛。潘藏原拓，亦盛时之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