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人称翁帝师、翁师傅，江苏常熟人，清末大臣、书法家、状元。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参加科举得恩贡，咸丰二年（1852）壬子顺天乡试中举，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陕西学政，因病回京。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同治帝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慈禧太后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五年十一月，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通商十八条，六年八月十八日，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面对两宫皇太后，翁认为伊犁可以割走，但十八条不能应允，特别是在西安、汉中设立通商口岸以及在松花江上行船等两条不可许。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翁同龢对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颇为排斥，对于该运动也有所批评，并影响往后光绪帝亲政后的举措。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以反腐等各理由刁难北洋水师，光绪十七年，暂停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两年。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无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
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后，6月15日，翁同龢突然遭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传统说法认为翁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故遭到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翁同龢对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百般刁难所致，有次恭亲王奕䜣病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探望，光绪皇帝曾询问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是否值得重用，恭亲王奕䜣对光绪帝表达反对意见，最后光绪皇帝在与慈禧讨论后决定忍痛罢黜翁同龢。戊戌政变后又遭严厉斥责，将其罢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逝于故乡。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然而，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说道：「那拉氏（慈禧太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此朱谕实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闻系出于荣禄私人李盛铎所拟云。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然后可以为所欲为也。」可见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为「荣禄私人」李盛铎所草拟。但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却记载翁同龢被罢前夕，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摺，李上之。」可见康有为替李盛铎草拟之「明赏罚、辨新旧」的奏摺，即是弹劾翁同龢的奏摺，将翁同龢视为「旧」而加之以「罚」。变法派领袖康有为竟然帮「荣禄私人」李盛铎草拟奏摺，岂非怪事？因此，李盛铎不但非「荣禄私人」，而且可能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与拟稿之下，上书弹劾翁同龢。翁同龢的被罢，不是「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而是康有为「除旧布新」的结果。宣统元年（1909年），翁同龢获得官方「平反」，追复官衔，并追加谥号为文恭。著作有《
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