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话有时是不能以理来衡量的。因为诗的妙处在于含蓄，在于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

不过叶燮有更深一层的说法。他说：“可以借言语表达的固然是理，难于借言语表达的更是至理。可以借言语表达的理，人人都会讲，又何必诗人来讲呢？推而至于实有的事人人都会述，又何必诗人来述呢？”他举出杜甫的《玄元皇帝庙》一句诗：“碧瓦初寒外”，作为说明的佐证。他说：外是对内而言的，初寒是什么东西，可以分成内外吗？而且难道碧瓦之外就没有初寒吗？寒是一种充塞于宇宙间的气候，气候是无所不在的，难道碧瓦在寒气之外，而寒气只盘踞于碧瓦之内吗？既曰初寒，难道严寒就不如此吗？初寒是无象无形的，而碧瓦是有物有质的，既把虚实混合起来而分出内外，究竟是写碧瓦呢，是写初寒呢？这是就字面而求其理，总说不通的。

可是设身处地，闭目一想当时所感受的情景，只有这样虚实、有无、内外互相映发才表达得出来。借着这五个字的组织，就可 以领会到森严的庙宇中一种初寒的肃穆气象。碧瓦初寒都是实际所感受的，至于作者怎样感受，就必须有一副空灵的笔墨来抒写。

假如我们写成了 “碧瓦初寒际”、“碧瓦初寒觉”、“碧瓦初寒送”、“碧瓦初寒入”，也未尝不可。总不如杜句“碧瓦初寒外”一片空灵，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前人说王维诗中有画，诗中的画是诗家所独具而画家所不能办到的。风云雨雪种种景象，画家还有法子烘托，至于碧瓦初寒外的这种诗境，就连第一流的画家也无法着笔了。

他再举杜诗“月傍九霄多”，按一般习惯来说，讲到月，总是讲月的圆缺、明暗、高下、升沉，无所谓多少。叫别人来作这句诗，不是“月傍九筲明”，就是“月傍九霄升”了。若以景象而论，也算真切的了，以字眼而论，也算响亮的了。现在用了“多”字，按字面来追究，是月本来多吗？傍得九霄方才多吗？是月的本身多吗？还是月所照的境界多呢？本不容易讲得通。然而设身处地一想，九重宫阙，万籁无声，皓月当空，愈见千门万户的气象。下一个“多”字，才是此时此地的月，而且是杜甫当时所看见所感受的月，别人不能知，也不能言。若下一个 “明”、“升”等字，则谁能不知，谁不能言？这就是不仅有此理，而且有此事。

古人有许多名句，从俗人眼里看来，衡之以理，理不可通，求之于事，事也没有。然而其中之理，虽似空虚而实真确，虽似渺茫而实切近，好像宛然心目之间。唐诗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都是事所必无，但确为情之至语。情深则理真，情理既已交融，则事之有无也不必深较了。这样说来，若理、事、情都是实在的，都可以使用普通言语表达，人人都可以一见而了解，这种诗是一般的诗。然而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见之事，不可达之情，那么，就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才是理、事、情三项都到家的诗（以上的话，大致是从叶氏《原诗》中采取的，但稍经变通，以求易于领会，不尽与原文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