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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中庸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二百八十三卷目录

 中庸部汇考一
  周〈总一则〉
  梁〈武帝天监一则 大同一则〉
  宋〈真宗景德一则 仁宗天圣一则 景祐一则 皇祐一则 高宗绍兴三则 孝宗淳熙一则 淳祐一则 度宗咸淳一则〉
  元〈世祖至元一则 仁宗皇庆一则〉
 中庸部汇考二
  宋吕大临中庸解〈胡宏序〉
  吕大临中庸后解〈自序〉
  晁说之中庸传〈自跋〉
  杨时中庸义〈自序 陈亮序〉
  石𡼖中庸集解〈朱熹序 张栻跋〉
  朱熹中庸章句〈自序〉
  朱熹中庸集解〈自序〉
  朱熹中庸辑略〈唐顺之序〉
  黎立武中庸指归〈赵秉文序〉
  黎立武中庸分章〈自序〉
  王柏订古中庸〈自跋〉
  元刘惟思中庸简明传〈吴澄序〉
  陈栎中庸口义〈自序〉
  明朱升中庸旁注〈自跋〉
  张洪中庸讲义〈自序〉
  杨守陈中庸私抄〈自序〉
  湛若水中庸测〈自序〉
  夏良胜中庸衍义〈自序〉
  施儒中庸臆说〈徐献忠序〉
  王渐逵中庸义略〈自序〉
  管志道中庸订义〈自序〉
  周从龙中庸发覆编〈陈懿典序〉

经籍典第二百八十三卷

中庸部汇考一

周孔子孙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今为三十三章。按《史记·周本纪》不载。 按《孔丛子·居卫篇》: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尔。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粤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雠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公仪篇》: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按朱子书中庸后,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篇,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意,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
以情性言曰:中和以德行。言曰:《中庸》其实一也,

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
十二章明道之体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妇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则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为用,其费如此,然其体之微妙,则非知道者,孰能窥之?此所以明费而隐之义也。第二十章,据家语本一时之言,今诸家分为五六者,非是然家语之文,语势未终,疑亦脱博学之以下,今通补为一章。

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
二十一章承上章,总言天道人道之别,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为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复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学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极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费隐诚明之妙,以终一篇之意,自人而入于
天也。

熹尝伏读其书,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窃惟是书子。程子以为,孔门传授心法,且谓使善读者得之,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是,岂徒以章句求哉?然又闻之,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识之,以待诵习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谨书。

武帝天监 年,造《中庸讲疏》
《梁书·武帝本纪》:帝少而笃学,洞达儒元。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中庸讲疏》,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
《隋书·经籍志》《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
大同六年,城西开士林馆,朱异贺琛等述高祖《中庸义》
《梁书·武帝本纪》不载。 按《朱异传》:大同六年,城西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

真宗景德四年,邢炳陈中庸九经大义,上嘉纳之。
《宋史·真宗本纪》不载。 按《儒林邢炳传》:炳知曹州。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炳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
《玉海》:景德四年九月庚午,宴近臣于龙图阁之崇和殿,翰林学士邢炳视壁挂《尚书》《礼记》,图指《中庸》九经事,讲述其大义,序修身尊贤,皆有伦理在位耸听,上嘉纳之。
仁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等御书中庸篇各一轴。
《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天圣五年四月辛卯,赐进士王尧臣等闻喜宴于琼林苑中,使赐御诗,又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自后遂以为常,初上欲赐《中庸》,先命《中庸》录本,既上乃令宰臣张知白进读,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陈之上,候听终篇始罢。是岁进士三百七十七人。
景祐元年,赐新第张唐卿《中庸》
《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景祐元年四月乙卯,赐新第张唐卿《诗》《中庸》
皇祐元年,赐冯京《中庸》
《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皇祐元年四月戊子,赐冯京御《诗》《中庸》
高宗绍兴五年,赐新进士汪应辰等御书《中庸》
《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五年,策士首得汪应辰,九月十九日,言者请依雍熙故事,赐新进士《儒行篇》,以励士,检有旨,添赐《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张嵲校《中庸·高闶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闶奏儒行,虽间与圣人之意合,而其词夸大,类战国纵横之学,盖汉儒杂记,决非圣人格言,望止赐《中庸》,庶几学者知圣学渊源?奏可御书《中庸》,以十月四日赐之, 又云:绍兴五年九月己丑,赐新及第汪应辰以下御书:石刻《中庸》篇廷试毕,赐御书自此始。
绍兴十年,御书《中庸》赐秦桧。
《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十年五月十六日,御书《中庸》赐秦桧。
绍兴十三年二月,颁御书《中庸》于天下州学。
《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绍兴十三年二月,颁御书《孝经》、周官《中庸》于天下州学。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学,命祭酒林光朝讲《中庸》。五月,诏以御书《中庸》,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
《宋史·孝宗本纪》:淳熙四年二月乙亥,幸太学,祗谒先圣,退御敦化堂,命国子祭酒林光朝讲《中庸》。 按《林光朝传》: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帝幸国子监,命讲《中庸》,帝大称善,面赐金紫。不数日,除中书舍人。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诏知临安府赵磻老于太学,建阁奉安石经,寘碑石于阁下,墨本于阁,上以光尧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参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亲书经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画天纵冠绝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阁将就绪,其石经《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外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今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从之。
理宗淳祐 年,御制《中庸》赞。
《宋史·理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淳祐中,御制《中庸》《大学》赞。
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礼部尚书陈宗礼、国子祭酒陈宜中,进读《中庸》
《宋史·度宗本纪》: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释菜礼,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颛孙师升十哲,邵雍、司马光升列从祀,雍封新安伯。礼部尚书陈宗礼、国子祭酒陈宜中赐紫章服。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国子学,制读书必先《中庸》
《元史·世祖本纪》不载。 按《选举志》: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
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诏于《中庸》内出题,用朱氏集注。
《元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选举志》:皇庆二年,诏定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子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内出题,并用朱氏集注,后以己意结之。

中庸部汇考二

《宋·吕大临·中庸解一卷》《胡宏序》。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川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
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焘亦笑曰:焘得之江涛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师圣又,夫子犹子人也,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纩,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其为人守道义,重然诺,不妄可信。后十年,某兄弟奉亲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传明道先生解,有莹中陈公所记,亦云此书得之涛,某反覆究观词气大类,横渠正蒙书,而与叔乃横渠门人之肖者,徵往日师圣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见,此书与叔所著,无可疑。明甚惜乎莹中,不知其详,而有疑于行状所载,皆未之及,虽然道一而已,言之是,虽阳虎之言,孟轲氏犹有取焉,况与叔亦游河南之门,大本不异者乎?尊信诵习,不敢须臾忘勇哉,莹中之志,某虽愚,请从而后。
《吕大临·中庸后解一卷》《大临自序》《中庸》之书,学者所以进德之要,本末具备矣,既以浅陋之学,为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诸君者,古者宪老,而不乞言,宪者仪型,其德而已,无所
事干问也,其次则有问有答,问答之间,然犹不愤则不启,不悱则不发,又其次,有讲有听,讲者不待问也,听者不至问也,学至于有讲有听,则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矣,又有讲而未必听,有讲而未必听,则无讲可也,然朝廷建学设官职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为诸君强言之也,诸君果有听乎,无听乎?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后世学者有未及乎?为人而济其私欲者多矣,今学圣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则语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则教者亦何望哉?圣人立教,以示来世,未尝使学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设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尝使学者如是也,学者亦何必舍此而趋彼哉?圣人之学,不使人过,不使人不及,喜怒哀乐之前,以为之本,使学者择善而固执之,其学固有序矣,学者亦用心于此乎,则义礼必明,德行必修,师友必称,乡党必誉仰,而上古可以不负圣人之传,付达于当今,可以不负朝廷之教养,世之有道,君子乐得,而亲之王公大人乐闻而取之与,夫自轻其身,涉猎无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诸君有意乎?今日之讲,犹有望焉,无意则不肖,今日自譊,譊无益不几乎,侮圣言者乎?诸君其亦念之哉。
《晁说之·中庸传一卷》《说之跋》。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其说,是书皆穿窬,而贰之于是,本诸先生长者之论作传,是书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记之,犹大戴取之夏小正曾子之
类也,顾惟收拾煨烬之末,简编不伦,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汉《艺文志·礼》,家有《中庸》说二篇,今莫知其为何书也。
《杨时·中庸义 卷》《时自序》。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殁,群弟子离散分
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贡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子思之学,中庸是也,孟子之书,其源盖出于此,则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世儒皆尊孟氏,而于《中庸》之书未有能尽心者,则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殁。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请祠馆,退居馀杭杜门却扫,因得温寻旧学,悼斯文之将坠,于是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学者因吾言而求之于圣学之门墙,庶乎可窥而入也。
《陈亮序》。世所传有伊川先生《易传》,杨龟山《中庸义》,谢上蔡《论语解》,尹和靖《孟子说》,胡文定《春秋传》,谢氏之《书学》者,知诵习之矣。尹氏之书简淡,不足以入世
好,至于是三书,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盖未之读也,世之儒者,揭易传,以与学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谓不由《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语孟精义既出,而谢氏尹氏之书具在,杨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终病,其未广别,刊为小本,以与《易传》,并行观者,宜有取焉。
《石·中庸集解二卷》《朱熹序》《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
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覆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传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今世所传陈忠肃公之所序者,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或以问于和靖尹公,则曰:先生自意不满,而火之矣。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所记,平居问答之辞,而门人之说行于世者,唯吕氏、游氏、杨氏、侯氏为有成书,若横渠先生,若谢氏、尹氏,则亦或记其语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为编,或颇杂出他记,盖学者欲观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异,而会其同也。熹之友新昌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复第其录如右,而属熹序之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遗漏者。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必戒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柔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则为有以真得其传,而无徒诵坐谈之弊矣。抑子重之为,此书采掇无遗,条理不紊,分章虽因众说,然去取之间,不失其当,其谨密详审,盖有得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虽哀公问政以下六章,据家语本一时问答之言,今从诸家不能复合,然不害于其脉理之贯通也,又以简帙重繁分为两卷,亦无他义例。云乾道癸巳九月,新安朱熹序。
《张栻跋》右石𡼖子重所编,集解两卷,某刻于桂林郡学官,子重之编此书,尝从吾友朱熹,元晦讲订,分章去取,皆有条次,元晦且尝为之序矣,桂林学官,旧
亦刻《中庸解》,而其间杂乱,以他惧其反误学者,于是漫去旧版,而更刻此书,窃惟中庸一篇,圣贤之渊源也,体用隐显成己成物备矣,虽然,学者欲从事于此,必知所从入,而后可以驯致焉,其所从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闻之训著于篇首,又于篇中发明尚絅之义,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而推极乎笃恭之效,其示来世,可谓深切著明矣,学者于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则于是书反复紬绎,将日新而无穷,不然辟诸枵腹,而观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熹自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此,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馀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始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覆,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辨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升高行远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熹·中庸集解二卷》《熹自序》。此书始刻于南剑之尤溪,熹实为之序其篇目,今建阳长沙广东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张侯又将刻之县学,以惠学者,熹故县人尝病乡里,
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贤大夫流传此书,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闻,而乐赞其成者也。是书所记,虽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实不外乎达道达德之粲,然者学者诚能相与深究而力行之,则先圣之所以传与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将有以自得之,而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书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板本后〉
《朱熹·中庸辑略二卷》按明《唐顺之序》《中庸》辑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两程先生与其高第弟子游,杨谢侯诸家之说。中庸者,为集解,凡几卷,朱子因而芟之为辑,略其
后,朱子既自采两程先生语入章句中,其于诸家则又著为。或问以辨之自章句,或问行而辑略集解,两书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吕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学,且谓子重其乡人也,因购求此两书,而余以所藏宋板辑略本授之,己而,吕子巡按江南则属武进李令板焉,而集解则不可复见矣,序曰:盖古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外,而后之乱吾道者,常在乎六经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术竞出,阴阳老墨名法尝与并立,而为六家为九流,其道不相为谋,而相与时为盛衰,佛最晚出,其说最盛,至与吾儒并立,而为儒佛,然其不相谋而相盛衰也,则亦与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驾其说而其盛也,至与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虽然其不相为谋也,则是不得相乱也。呜呼!六经,孔氏之教,所以别于六家九流与佛也,岂知其后也,六家九流与佛之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说《易》者,以阴阳,或以老庄,是六经孔氏中有阴阳家,有老家矣。说《春秋》者,以法律。说《礼》者,以形名度数,是六经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说《论语》者,以尚同之与兼爱,尚贤明鬼,是六经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恶言其作用,是性之说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说乎?是六经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与佛之与吾六经孔氏并也,是门外之戈也,六家九流与佛之说,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虽然六家九流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其为说也,粗而其为道也,小犹易辨也,佛之窜于吾六经孔氏也,则其为道也,宏以阔,而其为说也,益精以密。儒者曰:体用一原。佛者曰:体用一原。儒者曰:显微无间。佛者曰:显微无间。其孰从而辨之。嗟乎!六经孔氏之旨,与伊洛之所以讲于六经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谓一原无间者,而后彼之所谓一原无间者,可识矣。儒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顺而达之也,至于天地万物,皆吾喜怒哀乐之所融贯,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佛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逆而销之,其逆而销之也,至于天地万物,泊然无一喜怒哀乐之交,而后一原无间者可识也,其机常主于逆,故其所谓旋闻反见,与其不住色声香触,乃在于闻见色声香触之外,其机常主于顺故,其所谓不睹不闻,与其无声无臭者,乃即在于睹闻声臭之中,是以虽其求之于内者,穷极深微,几与吾圣人不异,而其天机之顺,与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又曰:善学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驾其说,群儒之所不能乱其真也。彼游杨谢侯诸家之说,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与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师门之绪言益多矣,学者精择之而已矣,则是书其遂可废乎,是信卿所为刻以待学者之意也。夫嘉靖乙巳八月朔旦。武进唐顺之序。
《黎立武·中庸指归一卷》《赵秉文序》。圣人一贯之道,在《易》《中庸》《大学》《中庸》《大学》杂于《礼》《书》。自汉以来,诸儒未有能识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实始挈而出之,于是孟氏子没后,数千百
年不传之道统,粲然复明于天下,伟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书言高旨远,辞密义微,读之者固未易窥其涯,涘自考亭四书,出学者奉持信受如读成律,或莫知其何为而出,何为而入,诵言终身。呜呼!圣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闻耶?前魁彦新喻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鲁灵光振铎乡国,以觉后为己任,慨然谓二书道统所载,乃取兼山郭氏说,从而发明之作《中庸指归》,首以正统居体释,所以名中之义,其说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称龙德正中,中之体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称黄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万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学发微,曰大学曾子之书,一书之功,在于止善,止善之说,盖取诸艮曾子,固尝称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谓一以贯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学》实出于《易》,先生提纲举要,统宗会同,由是天人相与之际,体用一源之实,昭彻无间,非先生之学,深造自得,卓然有见于大本,其孰能与于斯,既又原作者之意,为《中庸》分章,以见绳联珠贯之妙,据旧文之古,为《大学》本旨,以订夫更定错简之疑,备论详说归其有极,先生有功于圣门,有赐于后学,可谓远且大矣,先生既开山学以来,四方问学之士,又建凤洲精舍,彷佛河汾此二书者,先生沉涵有年,宜锓诸梓,以嘉惠同志,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吾党小子苟能端居默识,循初返本,则有以见先生,是书无隐乎,尔又何待,千载之后,子云也哉。
《黎立武·中庸分章一卷》《立武自序》《中庸》之书,浩博深远,若不可涯其实,绳联而珠贯也,诸家虽字论句析,然于大旨未明,读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王柏订古中庸二卷》《柏古中庸跋》《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而承圣绪也,义理精微,而实难于窥测,规模宏远,而实难于会通,众说淆杂,而实难于折衷,此
子朱子所以任其责,而后学亦以春融而冰释矣,惟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书,未尝自名其篇目,凡题辞皆后人之所分识,徒见两篇之词义不同,遂从而参伍错综成就其总题己,天赋为命,人受为性,所赋所受,本此实理,故中庸二字为道之目,未可为纲,诚明二字,可以为纲,不可为目。仆不揆狂,僭为之索,隐从而析之,以类相从,追还旧观,但见其纲,领纯而辨也,如此之精,条目疏而理也,如此之莹,首尾相涵,可谓缜密,气脉流通,可谓融畅,虽各题一性字,而其义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来,一原其性之所实有,虽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异,一以行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为主,故曰明诚,始于天者,终于天,始于诚者,终于诚,分限严而不杂,涂辙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无遗憾于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汉晋以来,诸儒先未尝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几极深,而无间言也,子何为者而勇于妄论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书惟哀公问政章结构为最深,加以王肃贸贸然独掇此章,充塞乎家语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郑氏所谓误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论旧章之痕迹,尚未磨也,其往参之,位置尚可掩也,使后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说二篇,五字不列于诸子之上,而晦昧于古礼,经之末窃意,子朱子未必见也,或见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刚决,辞而辟之久矣,奚待于今日哉?
《元·刘惟思·中庸简明传一卷》《吴澄序》《中庸》,传道之书也。汉儒杂之于《记礼》之篇得存,于今者幸耳,程子表章其书,以与《论语》《孟子》并,然蕴奥难见读者,其可易观哉,程子数数为儒者言,
所言微妙深切,盖真得其传于千载之下者,非推寻测度于文字间也,至其门人吕游杨侯始,各有注,朱子因之著章句,或问择之精语之详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邻于巧惟详也,详之又详,流于多,其浑然者,巧则裂其粲然者,多则惑,虽然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为大醇。匡庐刘君,惟思良贵父,以朱子章句讲授,考索玩绎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笔之于纸,辞简义明,仿夫子说烝民之诗之法,始学最易于通习惠不浅也,夫汉儒说稽古,累数万言,而郑康成于《中庸》一十九字止,以十二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则良贵父之简明,亦朱子意也,而见之不同者不曲。徇澄少读《中庸》,不无一二与朱子异,后观饶氏伯与父所见亦然,恨生晚不获,就质正焉。良贵父吾父行也,皇庆元年夏,其子秘书监典簿复初官满南归,相遇于东淮,出其父书,以示澄读之,竟既知先辈用功之不苟,而良贵父亦已下世,畴昔所愿,质正于伯与父者,今又不获,从良贵父订定焉,而三人之不同,卒未能以合于一也,则又乌乎不怅焉,以悲故为识其左,而还其书典簿氏。
《陈栎中·庸口义一卷》《栎自序》。程子曰:《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其言约而尽矣。朱子分为三十三
章,而复截为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复引先圣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朱子之区别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诚字,以为一书之枢纽,则或问详焉,尤学者所当熟,复而贯通者也。朱子又尝曰:《中庸》之书,难读初学者,当理会中间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今按说下学固少,而其中说下学处则甚切,如二十章择善固执一条,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问学一条是也。且朱子亦尝于序文提出择善固执,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见道统之相传,不外乎此矣,学者诚能据此以为用力之方,而以诚之一言贯通之,复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区别之,则所谓始言一理,末复合为一理者,理皆见其为实,理中散为万事者,事皆见其为实事,而所谓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者,的为实学而非虚言矣,言下学处虽少,而皆提纲挈领切要之言,言上达处虽多,而亦岂涣散无统,元妙不可究诘之论哉。愚每患从学者未尝精通夫《大学》《语》《孟》之三书,而遽欲入夫《中庸》之书,授以朱子之章句,或问往往难入不得已,紬绎朱子之意,两句解之,复述读此书之大略于此云。
《明·朱升·中庸旁注一卷》《升自跋》《中庸经》,朱子训释之后,说者亦多,其间最有超卓之见者,饶氏也。有融会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于文义,切于体认者,楼山袁氏,述吴氏之说也。
今兹旁注,既各取其长矣,至于智仁勇之用,至诚不贰不息之分,尊德性道,问学之说,若此之类一得之,愚窃自摅其闻见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实用功力之君子,愿有以教之。
《张洪·中庸讲义一卷》《洪自序》。尧舜初,言执中即事理,当然之极,即得而勿失,是之谓执也,至汤始言降衷,又言恒性,则人心固有之中,此推本之论,见道之大,原出于天也,降自
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述孔子之言,以为明德,亲民之止于至善,即尧舜禹之执中也,子思演绎曾子之言,以谓天命之谓性,即成汤之降衷恒性也,所谓道者,不过循其性之理,所谓教者,不过修其理之,则立此三言,为一书之纲领,初言性情之德,故谓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谓之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后合乎中庸之理,贤知之过者既失夫中庸,愚不肖之不及者,又不得夫中庸,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之大贤,则无知行之过与,不及必如子路之强中立而不倚,则不临于二者之偏此三达德,所以为入道之门也,近而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与能行者此道也远,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幽,而鬼神之为德明,而圣人之为教,无非真实无妄之理,亘万古而不变者,亦此道也,其书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为万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复合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教者,所以复其性而已,故于末章,又从下学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人未始不为天,天未始不为人,中庸之道极矣,朱子盖尝折衷众说,以为章句,余尝紬绎而与有得焉,为《中庸解义》一卷,与同志者共之。宣德四年四月初吉。
《杨守陈·中庸私抄一卷》《守陈自序》。古书皆刻以竹简而编之,编断则简错,在当时,盖已有然矣,况乎秦人焚禁之馀,汉儒掇拾传写之后,岂有复完,正如古者哉,《大学》《中庸》二篇,皆
杂之戴记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学》简编杂乱而为之,更定《中庸》,则仍旧编,无所更也,朱子继之,乃重定《大学》之简,而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亦仍其旧,而分为三十三章,各为章句。或问并传于世,然愚以为,《大学》之错简未尽正,而《中庸》之简亦多错,《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戴记四十篇,错简者过半矣,《大学》言三纲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错简易见其错,有未尽正者,蒙复更定,而私抄为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故虽有错简,而卒未易见,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为章句,亦不疑其简之错,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乱也,故为说以连贯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牵强。后汉或疑或信,辨说纷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于一焉,蒙自少诵经及章句,或问长而味之,不能无疑及味诵弥久,犹未能一一信也,侪辈有自谓无疑者,但据章句,或问而执以为信,亦非卓然有见,而灼然无疑者,愚疑久而不释,乃姑置章句,或问独取经文,复诵深味,继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乱者,但由简之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有难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复诵深味,则前疑尽释,但见文辞精详而不紊,义理奥博而无穷,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复以经文依今所正之简而抄之,乃取章句分抄其下,而蒙之妄说,亦窃附其后焉,先儒尝戒人不可以脱简疑经,诚如其说,则虽如《大学》之错简者,皆必强信,固执曲解迂说,宁失圣贤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学小生,乃于先儒之所未尝疑者亦过疑,以为错简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见,可谓僭妄之极矣,然千虑或有一得,今迷尚待后悟,姑抄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湛若水·中庸测一卷》《若水自序》。夫《中庸》何为者也?作者之志,其有忧乎?夫子没而异端起矣,是故子思忧之,忧夫道学之不明也,语用者之离,夫体也,语本者之离,夫用而本非
其本于天者也,故《中庸》者,本诸性而道具焉,本诸体而用具焉,本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慎独养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焉,修道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固一体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复乎天者也,斯理也,其执中,建中之传,博约之教,一贯之旨也,子程子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其有以默识此矣。故《中庸》者,一干而四支者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于干者矣,天下之干,未有不因支焉,以发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慎独之功者,莫大乎一支以言乎,体道而致之中和位育之极致者,莫大乎,三支以言性,反本而约之其功,密其为效,远其体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干本根,纯粹精矣,四支发挥,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忧,夫世远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见,而道或几乎晦也,故为之作测。正德戊寅九月。
《夏良胜·中庸衍义十七卷》《良胜序》。臣闻言帝王之学者,必本于道,言帝王之道者,必达于治,然一以孔氏为宗,孔氏,道之大成者也。虽厄于治而学道以图治者,非遵孔则绌孔道之
传,得其宗者,曾子述《大学》,言天下之治,必本道而学也,曾子之传得其宗者,子思作《中庸》言天下之学必达道而治也,体用一原,而师门之说,家教之绪,莫有轩轾焉者,其示孔道之宗旨一也,圣远言微,经焚而说凿以杂。宋仁宗时,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始掇取于戴记中。至大儒程颢及颐尊信之,简编循次,旨趣有归。朱熹集说章句,别为或问,自谓平生心力尽在二书,而孔曾之道益明,真德秀衍《大学》义,而程朱之说大备,臣自知学每惜《中庸》尚或缺义,窃有志焉,幸参仕籍近三十年,而立朝才逾一,考恒以痛戚罪遣,屏居放废,弗之能就往者,以礼文罪案蒙诏逮治系狱,凡三年,自计一旦奄忽,竟赍于志省愆馀息谬有绎思,则拥被默稿片纸蝇书纳败絮中,既而有死语燬之,今幸生戍辽海,而随行无书,边士家亦罕得贷,本赖二三友朋,腹笥维富时,就咨质思缉,旧闻漫次,成录曰:《中庸》衍义,臣惟孔氏之道,至宋而明,亦至宋而厄,厄而复明,固其理也,程颐明是道者,入道学之禁,至刻党碑及禁,解吕大防列本朝事,以进皆祖宗家法,禁始于变法故也。朱熹明是道者,入伪学之禁,至燬家板及禁解,真德秀衍《大学》义以进,皆圣贤成法,禁始于嫉贤故也。呜呼!臣不得已而以言事君,二者备矣,人君而比类属思覆视于册有相发焉,必曰:古之圣贤则然,吾弗慕圣贤而何学焉。必曰:吾之祖宗则然,吾弗率祖宗而何学焉。如是而有,弗即于道,弗底于治,弗尊于孔氏者,未之有也。故臣不揣,荒陋僭有,是编纲目,虽具义例,罔修摛经摘史列传注论,断而折衷,以圣祖文皇之懿训,盖窃比于德秀之言,而附益以大防之义也,伏愧病与老乘惧弗终业,搜剔挂漏,莫副初心,然以畎亩馀忠兵戎,偶暇犬马一得之愚,附录谨藏敝箧,尚望圣恩,终贷解禁,生还将昧死以献焉。臣良胜惶恐顿首谨序。
《施儒·中庸臆说 卷》《徐献忠序》《中庸》一书,人自为说,或失则禅,或失则俗,党同伐异,其失均焉,至乃朱陆交辨有如聚讼。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苟其大义无乖细目稍异,亦
何舛谬,而互相诋訾,一至于是,良可慨已,吴兴施先生聘之挺,豪杰之才,希圣贤之学,尝从游馀姚王公之门,惧微言之将绝,忧后学之靡,宗著《中庸》臆说一编,脱略前闻,紬绎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异,诚圣学之枢钥,古经之羽翼也。
《王渐逵·中庸义略一卷》《渐逵自序》。言《中庸》者,莫善于程子,程子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中庸》之义,其尽于此乎?《中庸》者,尽性之书也,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
次之以道性之著也,教者所以成性也,中者性之蕴也,和者性之达也,天地万物者,性之实体也,《中庸》者,性之实行,知愚贤不肖,不能尽其性者也,南北风气之偏,性之杂糅而不齐者也,费者其散殊也,隐者其统会也,天地之憾,圣人之不知不能,性之变化而不可测也,鸢飞鱼跃,性之生意也,示人易矣,忠恕者存性之事也,素位而行性斯立矣,鬼神者,造化之功用,性之良能也,大舜、文、武、周公、孔子五圣人者,能尽其性,天下至诚者也,达道性之同也,三德性之通也,九经三重礼乐,性之用大本之所出也,知者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及其成功一也,诚者天之道性之自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是故贯动静一,内外合人,己莫大乎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举天地之大,所以明吾性之大也,至于配天尽性极矣,夫焉有所倚也,肫肫以仁言,渊渊以性言,浩浩以心言,仁也,心也,性也,一也,学非为己,性不可得而存也,故戒惧慎,独不愧屋漏,所以存其心,养其性也,此复性之学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虚也,性之神也,夫天地之道化育行焉,万物生焉,其既也,敛于无迹,莫知其然,归于虚也,圣人之性,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其既也,求之无迹,亦莫知其然,本于虚也,故虚而神无而有性之所以为大也,此《中庸》之作,所以为尽性之书也,此程子之善言《中庸》也。
《管志道·中庸订释二卷》《志道自序》《中庸》一篇,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孔丛子说有四十九篇,皆子思居宋解围后所作,而今不可考矣,世儒类知《大学》之简多错,《中庸》无错,则愚尚有
疑焉,幼读朱子章句,即疑哀公问政章,礼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遗全文,据朱子述郑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错简而此处之非阙文也,又考家语子曰:三近之上,有伪撰,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三语,则又疑章句中,岂无误混,孔氏祖孙言语而强为分章之处,尝先订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箧数年,不敢出迩,得南大司马孙文融书,促予作《中庸辑略》,予为心动,欣然从之,乃取十二年前草本参互考订修饰其文其章句,无大改于朱子之旧,而分合间有所裁,其注释亦多存原文,而与时说相违亦有之,要亦不诡于中庸之道已耳。
《周从龙·中庸发覆编一卷》《陈懿典序》《中庸》发覆编者,吾友周彦云所著也,其称发覆者,从前所覆者,自今发之,彦云所自命也,彦云于吾党中,最号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者,兹编
虽成于匝月,然其平生积累之工夫见矣,世儒狃于旧闻,骤而语之,必惊且疑以为牵合穿凿,不知从古圣贤著书精微变化,无所不有,无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见,所可画疆而守,况经籍流传,阙文错简,往往有之,釐正刊定,更不可少,兹编订定如武周达孝,继述二条,次于作述之下,缵绪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条,次于在下位一条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虽其中与传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读者又何骇焉,余尝窃疑《中庸》性命之书,而古者乃置之《礼经》,岂以武周祭葬郊社为礼之大者?故以入《礼经》中乎《论语》终篇,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礼之三千三百,无非性命也,而不可认礼为性命外之物也,圣人之致中和,无非性命,中来则谓中庸,为性命之言可也,谓为《礼经》亦可也,彦云解礼仪威仪,为道之愈析愈大处,待其人而后行,所行即礼,君子尊德性要归于崇礼,真发我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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