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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

 第二百七十三卷目录

 风俗部汇考
  汉〈文帝一则 武帝天汉一则 成帝永始一则 绥和一则〉
  后汉〈明帝永平一则 章帝建初一则 和帝永元一则 安帝永初一则 元初一则 桓帝永兴一则〉
  晋〈武帝泰始三则 简文帝咸安一则〉
  宋〈后废帝元徽二则 顺帝升一则〉
  南齐〈明帝建武一则 和帝中兴一则〉
  陈〈文帝天嘉一则 宣帝太建一则〉
  北周〈武帝保定一则 建德一则〉
  唐〈高祖武德一则 太宗贞观一则 代宗广德一则 大历一则 文宗太和一则〉
  辽〈圣宗统和一则〉
  宋〈真宗咸平一则 哲宗元祐一则 光宗绍熙一则 宁宗嘉泰一则〉
  金〈章宗明昌一则 泰和一则 卫绍王大安一则〉
  明〈太祖洪武一则 宪宗成化一则〉
 风俗部总论
  易经〈观卦 恒卦 渐卦〉
  礼记〈经解〉
  管子〈八观〉
  贾谊新书〈俗激〉
  刘子〈风俗〉
  何垣西畴常言〈正弊〉
  丘浚大学衍义补〈一道德以同风俗〉
 风俗部艺文
  论时政疏         汉贾谊
  言风俗书          贡禹
  崇厚论           朱穆
  论宜敦礼让表       晋庾峻
  崇让论           刘寔
  诫励风俗敕〈四首〉    唐制集
  风化浇朴策        白居易
  正身回俗疏       宋彭汝砺
  风俗论         明丘起凤
 风俗部纪事
 风俗部杂录

皇极典第二百七十三卷

风俗部汇考

文帝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导民风俗。
《汉书·文帝本纪》:十二年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注〉师古曰: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
武帝天汉元年,禁民俗奢侈。
《汉书·武帝本纪》:天汉元年秋,闭城门大搜。
〈注〉臣瓒曰:汉帝年记六月禁奢侈,七月闭城门大搜,则搜索踰侈者也。师古曰: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成帝永始四年,诏禁风俗奢侈。
《汉书·成帝本纪》:永始四年六月甲子,诏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踰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绥和二年,哀帝即位,诏禁僭侈。
《汉书·哀帝本纪》:绥和二年三月,即皇帝位,六月,诏曰: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

后汉

明帝永平十二年,诏崇节俭。
《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十二年五月,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章帝建初二年,诏禁奢侈。
《后汉书·章帝本纪》: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日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
和帝永元十一年,诏禁吏民踰僭。
《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踰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科令,加虐羸弱。
安帝永初元年,诏三公申禁奢侈,减服御造作,以崇节俭。
《后汉书·安帝本纪》: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元初五年,诏有司申禁奢侈。
《后汉书·安帝本纪》:元初五年秋七月,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綵。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
桓帝永兴二年,以地震,诏中外务存俭约。
《后汉书·桓帝本纪》: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师地震,诏曰:比者星辰缪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踰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武帝泰始元年,诏崇俭约。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泰始二年,遣官循省风俗。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
泰始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
《晋书·武帝本纪》云云。
简文帝咸安二年,诏省华饰烦费之用,以励风俗。
《晋书·简文帝本纪》:咸安二年三月丁酉,诏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宗祖灵祇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氛雾于昊苍,耀晨辉于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秕政,士无谤讟,不有惩劝,则德礼焉施。且彊冠未殄,劳役未息,自非军国崇祀之要,其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

后废帝元徽元年,诏民各安乡土,以厚风俗。
《宋书·后废帝本纪》:元徽元年八月辛亥,诏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异制,焕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齐、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金行委御,礼乐南移,中州黎庶,襁负扬、越。重武造运,道一闳区,贻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夷胥山之险,澄瀚海之波,括《河图》于九服,振玉轫于五都矣。
元徽三年,诏崇俭素,以率民俗。
《宋书·后废帝本纪》:三年闰三月戊戌,诏曰:顷民俗滋弊,国度未殷,岁时屡骞,编户不给。且边虞尚警,徭费弥繁,永言夕惕,寝兴增疚。思弘丰耗之制,以惇约素之风,庶偫蓄拯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丽服,诸所供拟,一皆减撤,可详为其格,务从简衷。
顺帝升明元年,诏罢工丽彫镌,伤风毁治之物。
《宋书·顺帝本纪》:升明元年七月,丙申,诏曰: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驭俗。顷甸服未静,师旅连年,委蓄屡空,劳敝莫偃。而丹雘之饰,糜耗难訾,宝赂之费,徵赋靡计。今车服仪制,实宜约损,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罢省御府二署。凡工丽彫镌,伤风毁治,一皆禁断。庶永昭宪则,弘兹始政。

南齐

明帝建武二年,诏禁奢侈,以厚风俗。
《南齐书·明帝本纪》:建武二年冬,十月,丁卯,诏曰:轨世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王。朕属流弊之末,袭浇浮之季,虽恭己弘化,刻意隆平,而礼让未兴,侈华犹竞。永览元风,兢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
和帝中兴二年,建安郡公萧衍下令励俗。
《南齐书·和帝本纪》不载 按《梁书·武帝本纪》:中兴元年十二月,诏封高祖建安郡公。二年正月,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励精惟始,虽曰缵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后,继以兴师,巨桥、鹿台,彫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斲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享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氓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

文帝天嘉元年,诏敦俭素,以励风俗。
《陈书·文帝本纪》:天嘉元年八月戊子,诏曰:污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卵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运,奢丽已甚,刍豢厌于胥吏,歌钟列于管库,牛木被朱丹之采,车马饰金玉之珍,逐欲浇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宫,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风。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
宣帝太建十四年,后主即位,诏严僭奢及左道之禁。按《陈书·后主本纪》: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夏四月庚子,诏曰:朕临御区宇,抚育黔𥟖,方欲康济
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閒淫祠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

北周

武帝保定二年,诏省供御,以率俭约。
《周书·武帝本纪》:保定二年十月戊戌,诏曰: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唯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勖朕不逮者哉。
建德六年,诏崇节俭,以革民俗。
《周书·武帝本纪》:建德六年正月辛丑,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彫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概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诏革猜忌之俗。
《唐书·太宗本纪》不载 按《大唐新语》: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诚信。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太宗贞观八年,遣使观省风俗。
《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
《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八年正月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圭、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
代宗广德二年,诏禁侈俗。
《唐书·代宗本纪》:广德二年四月甲午,禁钿作珠翠。按《册府元龟》: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礼毕,敕曰:朕思素俭敦以淳风,必约严章以齐侈俗。其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
大历六年,诏禁淫巧之物。
《唐书·代宗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六年夏四月戊寅,诏:纂组文绣,止害女红。今师旅未息,黎元空虚,岂可使淫巧之风,有亏常制。其绫绵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绵、竭凿、六破已上、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绵、大小花绫锦,任依旧例织造。有司明行晓谕。
文宗太和四年,诏禁奢靡之俗。
《唐书·文宗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四年夏四月壬戌,诏曰:俭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临四海,悯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亦谕卿士,形于诏条。如闻积习流弊,馀风未革。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盖朕教导之未敷,使兆庶昧于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欤。永念惭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中外,咸知朕意焉。文宗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

圣宗统和九年秋七月乙巳,诏禁奢侈。
《辽史·圣宗本纪》云云。

真宗咸平四年,遣使廉察风俗。
《宋史·真宗本纪》:咸平四年八月丁卯,遣使巴蜀,廉察风俗。
哲宗元祐元年,诏正风俗。
《宋史·哲宗本纪》:元祐元年六月甲寅,诏正风俗,修纪纲,勿理隐疵细故。
光宗绍熙三年,诏戒饬风俗。
《宋史·光宗本纪》:绍熙三年六月辛丑朔,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与士为文浮靡、吏苟且饰伪者。
宁宗嘉泰元年,诏禁风俗奢侈。
《宋史·宁宗本纪》:嘉泰元年夏四月辛卯,诏以风俗侈靡,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内出销金铺翠,焚之通衢,禁民无或服用。

章宗明昌元年,诏定制度,以励风俗。
《金史·章宗本纪》:明昌元年八月戊戌,上谕宰臣曰:何以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令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曰:今风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丧过度之礼,禁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蓄积自广矣。右丞履、参知政事守贞、谥曰:凡人之情,见美则愿,若不节以制度,将见奢侈无极,费用过多,民之贫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际,正宜讲究此事,为经久法。上是履议。
泰和元年,禁风俗奢僭。
《金史·章宗本纪》:泰和六年,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侈之禁。
卫绍王大安元年十月己卯,诏戒厉风俗。
《金史·卫绍王本纪》云云。

太祖洪武元年,禁民丧,葬宴乐,以厚风俗。
《大政纪》: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犹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殽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非所以为治。且京师,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取则者。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弊可胜言。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厚风俗。上是其言。
宪宗成化六年禁风俗奢侈
《大政纪》:成化六年十二月,户部都给事中王弘等上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奢侈,服食僭用无度,酒席皆簇盘,民之困穷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顺等数家,贩卖宝石,至以进献为名,或邀取官职,或倍获价利,蠹国病民,莫甚于此。乞严加禁革,及将宗顺等倍价卖过宝石银两,追徵入官,给发赈济。刑部尚书陆瑜上议,以为弘等所言,深切时弊。请逮宗顺等数人治罪,追价利以充赈济。诏宗顺等姑置不问,备榜申明禁约。

风俗部总论

《易经》

《观卦》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程传》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由历周览之象。故先王体之为省方之礼,以观民俗,而设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省方,观民也。设教,为民观也。

《恒卦》

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矣。
《程传》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

《渐卦》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程传》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必有其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

《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注〉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疏〉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经之教,以化于下。在下染习其教,还有六经之性。故云诗教书教之等。

《管子》《八观》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无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毋会同,丧蒸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无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贾谊·新书》《俗激》

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坏败矣,固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笔之吏,务在筐箱,而不知大体,陛下又弗自忧,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耻,礼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固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固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口耳,虑念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刖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尸之帘,攓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馀猖獗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特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立持,不植则僵,不脩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乱贱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心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刘子》《风俗》

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楚越之风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郑卫之风好淫,其俗轻荡而忘归。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齐有景公之馀化,其俗奢侈以誇竞。陈太姬无子,好巫祝,其俗事鬼神祈福。燕丹结客,纳勇士于后宫,其俗侍妻妾于宾客。斯皆上之风化,人习为俗也。越之东,有辙沐之国,其人父死,即负其母而弃之。云是鬼妻,不可与同居。其长子生,则解肉而食其母,谓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亲戚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谓之为孝。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人死,则聚柴而焚之,烟上熏天,谓之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国,其人亲戚死,则弃之于江中,谓之水仙。斯皆异俗也。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何垣西畴常言》《正弊》

甚矣,风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饰服玩,而山泽之产耗矣。销钱以为器具,而鼓铸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价相夸,远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时尚竞新,士庶何责焉。法行而后化流,皆当自近始也。
冠昏丧祭,民生日用之礼,不可苟也。在上莫为之制节,而一听俚俗之自为,鄙陋不经甚矣。考古酌今,著为一典,颁之四方,以革猥习,是当今之急务也。三代盛时,民德归壹,农祥祈报而已。今也祠社非时,率敛任醵,急于官府。是丰年常若不给,一遇饥歉,则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丘浚·大学衍义补》《一道德以同风俗》

《易》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异。同则一,异则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后有以合其异而同焉。是故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类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类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于同,而殊者不终于异哉。合者不苟于同,殊者不终于异,则咸为道德之归,此人所以无异心,家所以无殊俗,国所以无异政也。天无不覆,而火上于天,故明之所及者广。于凡天之所覆者,无不照烛荡荡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诗序》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
按臣:国国自为政,家家自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礼义废,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礼义兴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据以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辅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违。如此,则亿兆家如一家,千百国如一国,千万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下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按:礼刑出于上而行于下,诸侯当无事之时,而行来朝之礼,则稽考其礼之行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违僭者乎。违僭则亟改之。质正其刑之用,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则亟正之。若夫德之为德,则上下之所同德者也。上本是德以为政教,而侯国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异同焉,则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则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此其所以有异俗也。圣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图治,必反其习之异,以归之同焉。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矣。何也,盖蚩蚩之民,所生于地者,其气虽异,而所禀于天者,其理则同。彼以其气之偏,而异其趣向。吾则本天地之正气,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异而归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无彼疆此界之殊。是岂别为一种巧妙之法,出于其性分之外哉。无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复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与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谓之道。人所同得者,谓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当由,其所得者,非所当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纷纷不同也。圣人在上,则设为学校,建立师儒,本义理以为教,条著经书以为教,法必则古,昔必称先王,必明圣人之道,谆谆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义,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于天,而行于人,德本于道,而得于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则政令之所必禁,刑罚之所必加也。如此,则营东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虽异而不异其行,风俗岂有异同者哉。吾见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习,处处同其所尚矣。风俗岂有不同者哉。然则风俗所以同者,夫岂无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民淫。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吾修吾之礼,则凡吾人自幼而长,自老而死,皆有所据,依以慎终追远,会合交接,而彼祷禳追荐,髡首绝类者,自不为矣。吾明吾之教,则凡吾人由亲而疏,由内而外,皆有所联,比以尊尊亲亲,长长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伦背道者,自不行矣。礼修而教明,则道德一矣。然其散见于人为者,一有过焉,则有以悖礼而伤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矣。故又有八政以齐之焉。是故异服异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诛,百工技艺皆有常,业而不敢习为异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为邪异,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定。如是,则若远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咸惟道德之归。此天下风俗所以常同也欤。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异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

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则辟杨墨。在韩欧程朱,则辟佛老。然而终莫如之。何者,非独不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非谓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也。盖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为彼之人之能也,彼窥吾之所有者而盗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独不知彼窃吾之所有,往往讦其所短,而较以是非,谓彼之所为者,近是于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揽取人之物而窃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窃吾学校养士之礼也。彼之诵经而说法,窃吾弦诵教士之礼也。彼之祈禳,窃吾祭荐之礼也。彼之追荐,窃吾殡虞之礼也。吾用其真者,则彼赝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权臣僭窃,曰:惟礼可以已之臣于异端。亦云: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盖道德其理也,而礼则其理之有节文,而见于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学校以养士,非学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经术以教人,非经术不得以驾说。有礼以祭神,非其鬼则不许祭。有具以送终,非得为则不许用。如是则彼之教,吾之人,非独不敢为,且不暇为,而亦不屑为矣。道德其有不一,风俗其有不同也哉。汉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大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臣按: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说焉。然道德之体,一而已矣。而其为用,则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见自,皆以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为是者,滔滔皆是也。习申韩者,以申韩为道德。习杨墨者,以杨墨为道德。习苏张者,以苏张为道德。习佛老者,以佛老为道德。纷纷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为道德。其与学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无以异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举贤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为言,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后建太学,立博士,明经术,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卫绾奏请之绩,仲舒发扬之力也。呜呼,其有功于世道,亦岂细哉。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萧望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太宗贞观十四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其间不能无缪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
臣按:汉宣帝会诸儒于石渠,讲论五经同异。然惟讲论之而已,未有成书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颖达会诸儒臣,撰《五经正义》,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盖道德虽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圣贤之经传,安知其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风俗为务,同风俗者,莫不以一道德为先。一道德者,苟不质正于圣贤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而施行之哉。虽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圣贤之言,具载经传,不有以表章而发明之。上之人何以为据,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诸儒考正,而会稡之,用以颁布天下,使家传而人诵之。则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则为道德,不如是则非,咸为道德之归,而风俗醇正,而无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见于此,而命孔颖达以考正六经,而颖达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缪冗,则亦何益之有哉。颖达之学,虽有可疵,而太宗之见,则超然出乎后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开国之先,首建学校。未几,诏行科举,一以五经四书,教人取士。士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易》主程朱,《书》主蔡氏,《诗》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礼记》则用陈浩,集说四书之训,则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东晋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灭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罪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按:老庄之说,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禄,而不知所底止,故肆为论说,欲矫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后之人,祖其言,以为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韩用之以为惨刻,王何用之以为浮荡,申韩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晋灭。此无他,道德不明于天下,立说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说者,不知其所谓道德之非道德故尔。向使明君在位,而辅其政者,有其人师表立于上,义理明于下,
岂有是哉。宋之时,道学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说以济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从而信之,遂至于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而实效微。一时士大夫其所崇尚者,虽邪正与晋人不同,而同归于乱。呜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择而精察之哉。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当是之时,人无异习,士无异学,此风俗所以醇厚也。盖民分于四,各有恒业,而衣食易给,教专于一,士有定见,而趣向不差。风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兴,而民与教皆增其二,议论则此是而彼非,风俗则日异而月不同。此无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欧阳修曰:中国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臣按:欧阳修此言,推本之论也。然谓之曰:此自然之势也。臣则以为此自然之理也,岂但势哉。彼佛者,去吾中国数万里,其势无由至中国。然其所以导之入吾中国者,中国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国千馀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阙废者,诚反本之论。然吾政教之阙且废,非一日矣。一旦复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岂能皆得卓然不惑者为之哉。臣愚以为,莫若定为家乡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礼,其势自衰。此则朝令而夕可行也。积数十年,人皆知吾礼之简径,而觉彼法之劳攘,有损于财,无益于事,自然废置而不振。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圣道中绝。汉兴,收拾亡逸,所存无几,去圣既远,莫可考證。偏学异说,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传,尚有师法。暨晋宋而下,师道渐亡。至唐为九经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乞特诏儒臣,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汉以来之六经,所以至于今日者,实赖孔颖达之《正义》。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学。世之学经者,因得以考见古人之训诂义例,而知其名物度数之详。虽其间多驳杂诡异之言,如欧阳氏所言者,然朱子谓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功于此。则其书亦世之不可无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择耳。夫自有宋九儒讲明经旨,一洗汉唐之陋,六经之文,如日中天。六经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况、扬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过传习之言,而因心考义者,虽若有差,终有的然之见。此古之圣贤,其教人皆隐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者有由然也。今五经四书,先儒训释明白无疑矣。学者口诵而心解,不复致疑于其间。然所谓无疑者,岂真无疑哉。朱子谓,今之学子能言,真如鹦鹉。盖鹦鹉之言,效人声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间,草泽之儒,纷然杂出,于所谓五经四书者,又各加训解,大意主于立说,而不尽以解经。其间可取者,不过数家,其馀皆欲炫奇斗胜耳。解经而炫奇斗胜,其视汉人之专门名家,则又益卑矣。宜俾学经者,专究心于圣经,然后及于宋儒之传,一以是为主,然后博考汉魏诸儒之训诂制度名物焉。有馀力则旁及于近世诸人之训说,可也。乞敕儒学之臣,精加考择,以示学者,并示以读经之法,必先经而后传,而后及乎诸说,则心有定见,不为异说之所
惑乱矣。是乃一道德之门径也。

曾巩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
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则如心君处灵台之中,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则学有统,道有归,所守者同一道,所传者同一说矣。

程颢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馀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风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谓,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其高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馀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宽闲之宇,丰其廪饩,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如此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
臣按:程子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臣窃以谓,得贤才又正风俗之本。必欲得贤才,以正风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则人执私见,家为异说,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统壹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归,则又在师道之立焉。立师道以修学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风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一人心之趋向,期于道德之一,风俗之同而后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谓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曷足以当兹任哉。惟我祖宗,建学立师,教育人材,一以五经四书为教学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搢绅之列,未必无其人也。盍加推访,其间有德行文学,闻望素著,冠于一时,为内外所推重者,即佥举以闻,命以师儒之首,秩俾之自择其属,必得如程子所谓笃志好学,材良行备者,以充其选,而又于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领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玺书,责以提督作兴之任,俾其率领群儒,详立规条,一本程子所上劄十,以为准则,根据学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学规,士子所诵习者,必太宗皇帝所颁之书籍,参诸古典,酌以时制,凡夫学校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节目次第,门分条具,以为一代教养之法。既行之太学,又颁之天下。如此,则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无穷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于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务,择其深于道义者,留以为太学之师,散其明于经训者,分以掌州县之教,而州县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于教者之教,以卒业于太学,以分任于有司,以推教于他人。彼此承传,后先授受,同此诗书之习,同此道德之归,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职业,此道此德也,学校之功课,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风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隐以行怪,行事者不谋利而计功,为学者不驾虚而翼伪,修辞者不厌常而喜新,居官者不党同而伐异。浑浑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虽唐虞三代,不是过也。由是观之,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正风俗。正风俗之要,莫
切于一道德。程颢,一世大儒,言于其君,欲其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颢之言,以为九重告。

朱熹曰:异端害正,故君子所当辟然。须是吾学既明,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找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议论之间,彼此交尽,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因夷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极致本原,亦可谓无馀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论,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则彼所谓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见彼之非正,不必拘拘然而与之较负胜也。吾道既明,吾党既众,则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复三代之旧矣。

风俗部艺文

《论时政疏》汉·贾谊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嬖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馀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尸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筦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子愚人也则可,筦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言风俗书》贡禹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无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崇厚论》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昔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邴吉张子儒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然而世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能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能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鼢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执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赈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者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返,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邴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馀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论宜敦礼让表》晋·庾峻

峻,以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是时风俗趋竞,礼教陵迟。峻上疏曰: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汉祖反之,大畅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之后;盖公之贱,而曹相咨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后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报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主无穷武之悔也。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莅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

《崇让论》刘寔

寔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成名,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无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固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不纳,不能不仗所闻,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皆不知让贤为贵。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罢。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繇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春秋传曰: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诫励风俗敕一》〈文明元年四月十三日〉唐·制集
敕建立州县列竖官司,所以导俗宣风,惩奸息暴。顷以承平既久,中外晏安,人怀弛慢之心,官无警觉之意。遂使颍宋二川,屡奏乱常之党。荆并两府,频言构逆之徒。发露虽复数州,包藏犹虑未绝。此等祆衅,寻自伏诛,旬日之间,惊害良善。诚按察宽纵,禁止不明,或使无辜,陷于非命。兴言及此,深用恻隐。自今以后,在州县官寮,各宜用心检校,或惰于农业,专事末游,或妄说祅讹,潜怀聚结,或弃其井邑,逋窜外州,或自衒医工,诱惑愚昧。诸如此色,触类旁求,咸须防纠,勿许藏匿。又属当首夏,务在田蚕,虽则各解,趋时亦资。官府敦劝,若能肃清所部,人无犯法,田畴垦辟,家有馀粮。所由官人,宜加考第,功状尤异者,别加外擢。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盗发罕能自擒,逆谋为外境所告,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御史及台郎出使审加访察,各以状闻。宜宣诸州,各令所在知悉。
《诫励风俗敕二〈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同前
门下,朕克缵丕业,诞膺景命,宪章昔典,钦若前王,克己励精,缅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匪遑底宁,若涉泉冰,罔知攸济,顷属殷忧启运,多难兴邦,礼义载复,品物咸乂,思欲致万姓于仁寿,归六合于升平,永言政途,庶几沿革,犹恐学校多阙,贤俊罕登,牧宰不存政理,农桑未加劝导。樽俎之仪不习,冠婚之礼莫修。朕所以当宁兴叹,载怀兢惕者矣。庠序者,风化之本,人伦之先。仰州县劝导知礼节,每年贡明经进士,不须限数,贵在得人。先圣庙及州县学,即令修理春秋释菜,使敦讲诵之风。天下有奇才异行,沉伏不能自达,及官人百姓,有能极言时政得失者,令本州责状封进。乡饮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弘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令有劝慕。王公卿士,务存训奖,子弟成立,则有冠婚,婚礼糟粕或存,冠礼久为废阙。自今以后,并行冠礼,责以成人之道,便知负荷之难。食为人天,农为政本。绥抚氓庶,劝课农桑,牧宰之政,莫过乎此。刺史县令,有课最尤异,委廉察使名闻,当加甄擢。县令,字人之本,明经,为政之先。不稍优异,无以劝奖。县令考满考词,使状有清,字无负犯,明经及第常选,每至选时,量加优当,若属停选并听赴集,真如设教理归清净黄老,垂范道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官之流,并令修习真寂,严持戒行,不得假托功德,扰乱闾阎。令州县严加检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断。诸州县官,有不因选序,别犯赃贿,非时除受官等,皆依倚形势,恣行侵剥,如有此色,仰州长官录事参军,速勘责奏闻,讫宜停务待进止,仍委吏部兵部速勘责处分,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县长官抚字失所,或住居侧近虚作破除,或逃在他州横徵邻保,逃人田宅,因被贱卖。宜令州县招携复业,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任依乡源例租纳,州县仓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寺观广占田地,反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卿,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凡此数事,咸宜区分,系乎风俗,义存奖劝。刺史县令等,各申明旧章,勉思抚辑,罢凋弊之务,归淳厚之源。训导黎蒸,宣我朝化。书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养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诫励风俗敕三〈开元二年正月十三日〉同前
黄门,朕闻,天为大者,莫先于育物。物最灵者,莫甚于爱人。故树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缅鉴前烈,深惟远图,惧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临泉壑。然则畴咨命于四岳,黜陟存乎三载,既以百姓为心,明非一人独理。今之牧守,古称侯伯。贤者任之,则循良之迹著。不贤者任之,则愁苦之声作。每冀精于所择,委之前往,岂时或颓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静言政要,朕用抚然。间岁水旱,周于郡国,仓廪不蓄,闾阎荐饥。加以出摄颇多,冗官增弊,至于处置,皆凭刺举。当于京官内,简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频有升进状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课最超等,必议升迁。循默守常,必裁贬黜。昭昭赏罚,不可不慎。属冬朝礼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还所莅,钦若朕言。官寮间,或干济清苦,或贪滥侵渔,灼然称职及不称职,并委都督刺史审察奏闻,罔或阿容,自贻悔咎。诸道虽遣使存问,尚切忧劳,牧宰等深体朕怀,各宜隐恤,交至乏绝者,速量事优,当公私债负,停徵至秋,州县差科务减常日。昔国侨相郑,以至和平,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静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爱费,而与休息,除烦而从简易。自当农者归陇亩,蚕者勤纺绩,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齐礼,不远斯复。庶几在位,弘朕此心。凡厥遐迩,各令委悉主者施行。
《诫励风俗敕四》同前
敕国家祖武宗文,重熙累洽,克清寰极,大庇生人,元德独化,与乾元而资始,至道无名,合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区宇,混一车书,六合晏然,百有馀载。则我文武之业,有大造于生灵。朕嗣守丕运,纂成鸿绪,恐不敷弘前烈光阐睿图,夙夜祗畏,若临泉谷。曷尝不恭默思道,寤寐勤政,从人之欲,每以百姓为心。屈己之劳,常矜一物失所。夫法久而弊,法弊则通。制国以立法为先,教人以地著为事。自属清晏,人多媮怠。国章或弛,氓伪寔繁。今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而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薮,或奸吏为其囊橐。逋亡积岁,流蠹日滋。虽朕之薄德,罪则在予。亦官无其政,吏不守法耳。今欲去其末而归其本,闲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穷,逸逋贷,式广自新之路,俾申莫厚之恩。

《风化浇朴策》白居易

问:氓俗之理乱,风俗之盛衰,何乃得于往而失于来,薄于今而厚于古。或曰:兴替之道,执于君臣。又云:浇朴之风,系于时代。二说相反,其谁可从。

臣闻,代之浇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臧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何以验覈。伏请以周秦已降之事言之。臣闻周室寖衰,君臣陵替,蚕食瓜割,分为战国。秦氏得之,以暴易乱,曾未旋踵,同归覆亡。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勤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造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元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国家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以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复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渐浇讹,不及质朴,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臣又按《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此言万人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若风云不节,则稂莠殖而秕稗生也。故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粮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义,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伏惟圣心无疑焉。

《正身回俗疏》宋·彭汝砺

臣闻天下之事,其出无穷,而相禅于无所终始者,疑若甚劳,而古之人君,乃至于无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为远,故所正者惟京师。以一国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万民为众,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国家百官之富,不可胜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约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俭之德,至诚恻怛之心,至于此,非难也。而臣自京师观之,淫丽之文胜,淳厚之朴衰,谩诞之风长,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远方也。自宫邸观之,公侯放于骄淫而不禁,妇妾习于侈靡而不严,非所以示国人也。自官府观之,相尚以取誉,相引以趋势,相倾以就利,为上者残其下,为贰者持其长,非所以法万民也。陛下欲比汉唐,则固轶于汉唐矣。欲至三代,而于此未正焉,臣以为未也。盖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后,虽抱衾之贱妾,知自克以义,而非止于关雎之后妃也。虽衰世之公子,知自笃于信,而非止麟趾之盛时也。虽江汉之匹夫,皆知无思犯礼,而非止于京邑之近也。虽牛羊之贱,吏皆知有所不忍伤,而非独公卿大夫之贤也。以古准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试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笃欤。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欤。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严欤。所求于士者,止以语言,而不以德欤。所取于臣者以利欤。不然,何风俗之难回也。陛下有圣人之才,有崇高富贵之势,嚬呻俛仰,镇抚四海之外,惟无为而已。为之,无不可至也。臣观四方之学,其言语态度,长短巧拙,必问京师如何,不同则以为鄙焉。凡京师之物,其衣服器用,浅深阔狭,必问宫中如何,不同则以为野焉。以此知,以质厚示之,则无不从而质厚也。异时皇族,未尝知经术也。及陛下以经术造之,而莫不欲为经术。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礼示之,则无不从而为德礼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质厚也,德礼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顺导之,盖无难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无足疑也。小人以疏远,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贱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圣学之广渊,而道寻常之务,以圣学之日新,而言已陈之迹,虽臣亦自知其疏阔也。考之于古,窃以为庶几焉。唯陛下念之。

《风俗论》明·丘起凤

风俗之醇,浇必有人焉,移易其间,非偶然也。我洛为周南首善之地,更召毕君陈,相继保釐,化行俗美,岂顾问哉。迨苏季子,本鬼谷揣摩之学,历说六国,取客卿于唇吻,人心为之驰骤,而先王礼乐教化之风,几于湮矣。汉兴,吴公治郡最,奏治平自。后循良接迹,善政薰陶之下,民俗为之丕变。故两汉之俗,最为近古,亦风行草偃之势然也。下及西晋,王夷甫辈,以清谈倡,石季伦辈以富厚侈,世道丧而国运随之五季之乱,夫亦有所驯致耳。元魏自平城迁洛,虽曰一时令主,但以太后崇尚浮屠,相煽成风,至琢佛像于龙门岩,有若鳞次,风斯下矣。自隋洎唐,五方杂乱,风俗鲜纯,江河愈下,尚何足深论乎。有宋,名贤辈出,且寓迹其间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马诸公,皆间世豪杰,观耆英崇雅等,会其培植干挽,得力居多。宜其时,绰有古风也。迨其后,又晦明否塞之一会矣。明太祖极力澄清,渐以礼教浑沌干焉。重辟无论,成弘以上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庞之致,士无彫琢之风,有无可以相恤,权势耻其薰灼,大雅之遗,什存八九,迄至今日,寖失其旧矣。姻眷馈遗,宴会之际,竞为靡丽,使中产之家,四顾徘徊而不克举,长此安底耶。更可嗤者,丧家全不考据典礼,缕花绘綵,极变穷工,且藻饰凉伞等事,火炮狼烟,灼目震耳,不几怛化者乎。狂澜之倒,渐不可支。语云:回澜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风教之责者,尚共冥心于斯。

风俗部纪事

《韩子·内储说篇》:江乞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则若白公之乱得无危乎。诚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后汉书·马廖传》:廖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寔。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太后深纳之。
《晋书·傅咸传》:咸为车骑司马。咸以世俗奢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
《温峤传》:峤为太子中庶子。在东宫,深见宠遇。数陈规讽。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明帝即位,拜侍中。
《宋书·武帝本纪》:晋元兴三年,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元虽欲釐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
《孔琳之传》:琳之补扬州从事史,建言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说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
《南史·柳世隆传》:齐高帝践祚,世隆进爵为公。褚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尽忠,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敦厉风俗。
《魏书·临淮王孝友传》:孝友上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垄,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唐书·韦挺传》:贞观初,挺拜御史大夫。是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今婚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
《大唐新语》:张汯,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汯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汯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妓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夫宾宴之礼,务达诚敬,不继以淫。故诗人美乐且有仪。怜异屡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諠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
《册府元龟》:太和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縠及绫罗等。自艰难以来,风俗寖归奢靡,权邪贵近,竞相尚豪溢,而不能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极,时用服饰,必以俭素为先。思有以自近惩革,繇是孜孜以留意。其后驸马都尉韦处仁入见,戴夹罗巾以进。帝谓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职为之,卿不须为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文彦博为相,因进对,言:尝闻德音,以搢绅多务奔竞,非裁抑之,无以厚风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则躁竞者自知愧耻。
《东轩笔录》: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一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熙宁中,吴人余中为状元,首乞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以为斯人真可以厚风俗矣。未几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熙宁执政者,力欲致风俗之厚,士人多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为败风俗,而身抵赇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道山清话》:神宗时,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卲上书,极言时政,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予谓:纵物色得其言,如何敢举于上前。
《清波杂志》: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劝,今则巡杯至三劝,则无算。颠仆者相属,亦见风俗随时,奢俭之不侔。《墨客挥犀》:李侍郎性清介简重,知杭州,恶其俗轻靡,不事游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众谓当召宾朋为高会,乃独访林逋处士,清谈至暮而归。任中未尝买物,及去,惟市白乐天集一部而已。
《遵尧录》:孔延鲁为右正,言法当迁官,愿不迁而为其父。尚书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为父请,可从也。特赐勉紫章服。宰相等曰:延鲁所陈,足以厚风俗。陛下曲从其请,实资孝治。
《金史·世宗本纪》: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章宗本纪》:明昌六年夏四月,赐宰臣手诏,以风俗不淳,官吏苟且,责之。
《大政纪》: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朔,上与翰林学士刘三吾,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富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怀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然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七月壬辰,上与大臣论修身为教化之本,上观《大学》,谓大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化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欲国家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风俗部杂录

《韩诗外传》:古者八家而井田。万里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馀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馀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巨,于仁道泯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古穰杂录》: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风俗如此,盖亦当道者使然也。何则,有一人焉,平日仕未显时,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为荣。向之鄙之者,今则敬之爱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难矣。有一人焉,位未显时,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轻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难矣。今欲回此风俗,在当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论,而得好官者,不变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为好人者,不变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日知录》: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