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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

 第二百四十四卷目录

 治道部总论二
  真德秀大学衍义〈帝王为治之序〉
  丘浚大学衍义补〈总论朝廷之政〉
  性理大全〈治道总论〉

皇极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治道部总论二

《真德秀·大学衍义》《帝王为治之序》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臣按:此章纪尧之功德,与其为治之次序也。自洪荒以来,羲农黄帝数圣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尧之功为尤大。故曰:放勋。亦犹孔子称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钦明文思,尧之德也。钦谓无不敬,明谓无不照,文谓英华之发见,思谓意虑之深远。安安谓无所勉强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谓性之者也。允恭克让,尧之行也。恭非饰貌,故曰允恭。让非强为,故曰克让。所谓安而行之者也。积诸中者深厚,则发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两间,此所谓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钦明文思者,众德之目,大德,则其总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亲九族者,齐家之事。所谓身修而家齐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谓家齐而国治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国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协和,和之极也。曰于变,则无民之不化,无俗之不美。雍雍乎如岁之春,此所谓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谓尧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谓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无智愚之间。凡民局于气禀,蔽于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赖神圣之君明德,为天下倡,然后各有以复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于尧,而其本则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学》以明明德为新民之端。然则《尧典》者,其《大学》宗祖欤。

《皋陶谟》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迩可远在兹。
臣按:皋陶为帝陈谟,未及他事,而首以慎修其身为言。盖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而谨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当修。然此心一放,则能暂而不久必也。当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无往而不如是。夫然后,谓之永。不然,则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后世人主,有初而鲜终者,由不知思永之义故也。谨则常敬而无忽,思则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备于此矣。然后以亲亲贤贤二者继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笃叙之,使均被其恩。众贤,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劝励之,使乐为吾助。身为之本,而二者又各尽其道焉。则自家可推之国,自国可推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经之序,其亦有所祖欤。

伊尹作尹训,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臣按:此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成汤盖躬行之,故伊尹举之,以训太甲也。欲继成汤之德,当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谨,未有能终者也。德者何,爱亲敬长是也。人君之于天下,当无所不爱,而立爱则自亲始。当无所不敬,而立敬则自长始。二者,爱敬之本也。本既立,则自家而国,以及于天下,无不在吾爱敬中者。苟无其本,而逆施焉,则其爱为悖德,其敬为悖礼,岂先王出治之道哉。

《诗·思齐》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此《诗》之序,曰文王所以圣也。说者谓,文王世有贤妃之助,故能成其圣德。然后妃之所以贤,则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诗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仪于闺门也。闺门正矣,次及于兄弟,以至于家国,无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举此诗以告齐王,而断之曰: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修吾身于此,而其效自形于彼。故当是时,内而后妃,有躬俭节用之德,无险诐私谒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肃雍,则化行于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坟妇人,勉夫以正则,化行于国矣。视尧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欤。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阴爻居内卦之中,女正位乎内之象也。五以阳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属焉。女子居内,凡梱内之事属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所系为尤重。故礼有之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古者于男女内外之辨,其严如此,岂私意为之哉。天阳为健,主生,覆于上。地阴为顺,主形,载于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刚健为德,而所职者断制。女以柔顺为德,而所职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则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则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严肃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严则家政举,不严则家政坏。然所谓严者,非猛暴之谓也。父尽父之道,子尽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妇,莫不尽其道,上下肃然,无或少紊。如此,则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于天下,无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体内离外巽,故言风自火出,君子观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内而出。以家与国言,则国之治乱,自家而出。以身与家言,则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国在于正家,而正家又在于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谨,则无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谓有其实也。行必有常,常谓有常度也。言行必谨,吾身修矣。推之家国,无不可者。上九一爻,复言治家之道,严威则吉。圣人虑后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为威。不知治身弗严,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动,凛然不苟。是则所谓威如也。合彖象而观,则家为天下之本,身又为家之本。盖断断乎有不可易者。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尧典》诸书,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于先之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次之以修其身,则自《大学》始发,前圣未言之蕴。示学者以从入之涂,厥功大矣。

《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问:九经之说,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静而不存,则无以立其本。动而不察,则无以胜其私。故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则内外交养,而动静不违。所以为修身之要也。信谗邪,则任贤不专。徇货色,则好贤不笃。贾捐之所谓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微,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理固然也。故去谗远色,贱货而一于贵德,所以为劝贤之道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无相远,故尊位重禄,同其好恶,所以为劝亲亲之道也。大臣不亲细事,则以道事君者,得以自尽,故官属众盛,足任使令,所以为劝大臣之道也。尽其诚而恤其私,则士无仰事俯育之累,而乐趋事功,故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时使薄敛,所以为劝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试,以程其能,既禀称事,以偿其劳,则不信度作,淫巧者无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劝矣。为之授节以送往,待以委积以迎其来,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矣。无后者继之,已灭者封之,治其乱,使天下相安,持其危,使天下相恤,朝聘有时,而不劳其力,贡
赐有度,而不匮其财。则天下诸侯,皆竭其力,以蕃卫王室,而无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经,其事不同,然总其实不出乎修身、尊贤、亲亲而已矣。敬大臣,体群臣,则自尊贤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自亲亲之杀而推之也。至于所以尊贤而亲亲,亦曰修身之至,然后有以各当其理,而无所悖耳。曰亲亲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亲亲尊贤,并行不悖之道也。苟以亲亲之故,不问贤否,而轻属任之。不幸而或不胜焉,治之则伤恩,不治则废法。是以富之贵之,亲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亲爱,而保全之也。若亲而贤,则自当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岂但富贵之而已哉。观于管蔡监商,而周公不免于有过,及其致辟之后,则惟康叔、聃季相与夹辅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无官焉。则圣人之意,亦可见矣。曰信任大臣,而无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贤也则可。其或不幸,而赵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则邹阳所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范雎所谓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使其明于此义,而以修身为本,则固视明听聪,而不可欺以贤否矣。能以尊贤为先,则所置以为大臣者,必不杂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岂有知其能为奸以败国,顾犹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书为职业,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劳于进贤,而逸于得人,任则不疑,而疑则不任。此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如其不然,将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备者愈密,而其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则其祸固有不可胜言者。幸而主威胜,则夫所谓偏听独任,御下蔽上之奸,将不在于大臣,而在于左右,其为国之祸,尤有不可胜言者矣。呜呼危哉。臣按:九经之说,朱熹尽之矣。或谓《大学》先言诚意、正心,而后修身。《中庸》九经之序,乃自修身始,何耶。曰: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此所谓敬也。敬则意诚,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为诚,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则纯,二则杂。纯则诚,杂则妄。修身不一,善恶杂矣。尊贤不一,邪正杂矣。不二不杂,非诚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谓天下国家,乃世人常常称道之言。而不知国乃天下之本,家乃国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盖有序也。本犹木之根,本根固而后枝叶盛。为治本末,亦犹是也。然《大学》言心,而此不言心者,盖诚意正心,皆修身之事。言身,则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臣按:战国之时,学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远。不知尧舜之道,不离于徐行后长之际,而仁义之实,止在乎尊亲敬长之间。图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难。不知辟土地,朝秦楚,有甚于缘木求鱼。而老吾老,幼吾幼,则天下可运之掌上。故孟子切切以告时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责效于天下,盖人君能亲其亲,则人亦莫不亲其亲。能长其长,则人亦莫不长其长。举天下之人,而各亲亲,各长长,则和顺辑睦之风行,而乖争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达天下之意。

《荀子》:请问为国。曰闻修身矣,而未闻国也。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臣按:荀况之意,谓君身正则臣民亦正。故多为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和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
臣按:仲舒之论,自孟子之后,未有及之者。盖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举而措之耳。夫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此灾异之所由臻。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呜呼,可不谨欤。

《扬子》: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虽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虽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虽大,同此一理。人君所为循
理则治,悖理则乱。故曰:治之在道。四海虽远,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则治,心不正则乱。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贯万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万物,治远不在迩乎。

周惇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釐降二女于沩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焉。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
臣按:惇颐之言,与前王实相符契。盖心不诚,则私意邪念,纷纭交作。欲身之修,得乎。亲不和,则闺门乖戾,情意隔绝。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难,所以甚于治国者,门内尚恩,易于掩义。世之人,固有勉于治外者。至其处家,则或狃于妻妾之私,或牵于骨肉之爱,鲜克以正自检者。而人君尤甚焉。汉高帝能诛秦灭项,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宠。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盗,而闺门惭德,顾不免焉。盖疏则公道易行,亲则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难也。不先其难,未有能其易者。汉唐之君,立本作则,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阴柔之性,鲜不妒忌而险诐者。故二女同居,则猜间易生。尧欲试舜,必降以二女者。能处二女,则能处天下矣。舜之身正,则刑家如此。故尧禅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诚。诚者,无他,不善之萌动于中,则亟反之而已。诚者,天理之真。妄者,人为之伪。妄去则诚存,诚存则身正,身正则家治。推之天下,犹运之掌也。惇颐之言,渊乎旨哉。

《丘浚·大学衍义补》《总论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则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然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践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书·舜典》: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人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之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元宗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
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远之侧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
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倖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鉴于兹。

《大禹谟》: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身有所能也,用以为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远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为臣,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诚以民之为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凡所以养民之具,缺其一矣。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何者,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次三曰:农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
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莅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顼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和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大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事,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之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而下,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为总论朝廷之政,盖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其纲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罢之。其既任也,专于委注,能举职也久任之,则古之治不难复矣。臣不胜惓惓。

《礼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洽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臣按: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远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必须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理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其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人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意。

《性理大全》《治道总论》

程子曰:论治者,贵识体。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罚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
治必有为治之因,乱必有致乱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体,施治有序,酌而应之,临时之宜也。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责任,求贤。
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后天下可为,非圣人之达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行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行之,而民不怨。得圣人之意,而不胶其迹。迹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行焉者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合而后遂天下国家。至于事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间也。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圣王之所必去也。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民力足,则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是故善为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治民者,导以敬逊,则争自止。
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至于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其盛也。狃安富则骄侈生,乐舒肆则纪纲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乱亡之相寻也。
守国者,必设险山河之固,城郭沟洫之阻,特莫大端耳。若夫尊卑贵贱之分,明之以等威,异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绝陵替,限隔上下,皆险之大用也。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计较,著利害,便不是。
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四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尚虑其未也,则又尊国老而躬事之,优庶老而时养之,风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于亲而慢于长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伦以正,风俗以厚,鳏寡孤独,无不得其养焉。后世礼废法坏,教化不明,播弃耆老,饥寒转死者,往往如是。呜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犹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尔。
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几,系乎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无一定之理。不进则退,不退则进。时极道穷,理当必变。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使其不至于极尧舜时也。
识变知化为难,古今风气不同,故器用亦异。宜是以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各随其时而已矣。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为不可及也。盖当是时,风气未开,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后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
自古圣人之救难而定乱也,设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后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而下,祸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始,随时维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于三代与。
三代而后,有圣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备,人事尽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则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为正,则事之悖缪者也。
张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能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霸之假名也。秦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实行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爱民为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须实有其心也。有其心而无其法,则是虽有仁心仁闻,不行先王之道,不能为政于天下。
华阳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简。制天下之动者,必以至静。是故号令简则民听不惑,心虑静则事变不挠。此所以能成功也。
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
龟山杨氏曰:《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书》曰:德惟善政,则以德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则以礼用刑也。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矣。
政者,正也。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天下从之。或谓:经纶天下,须有方法,亦须才气运转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经纶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观其作处,岂尝费力本之诚意而已。今鹿鸣四牡诸诗,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劳,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则先王之用心,盖有在矣。如《书·尧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法度盖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于变时雍,然后乃命羲和,以钦若昊天之事。然则法度虽不可废,岂所宜先。
正心一事,人自未尝深知之。若深知而体之,自有其效。观后世治天下者,皆未尝识此。然此亦惟圣人力做得彻。盖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一毫少差,则不得其正。自非圣人,必须有不正处。然有意乎此者,随其浅深,必有见效。但不如圣人之效著耳。
上蔡谢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而尊尊,所谓民彝也。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类几何其不相噬啮也。
五峰胡氏曰:造车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险易。铸鉴于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丑。盖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独不观乎此,反而求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下之于上德,不待声色而后化。人之于其类,不待声色而后从。祸福于善恶,不待声色而后应。《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事盛则极,极则变。物盈则倾,倾则革。圣人裁成其道,辅相其宜。百姓于变而不知,此尧舜之所以为圣,处之以义而理得,则人不乱。临之以敬而爱行,则物不争。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则事不悖,而天下理矣。圣人尚贤,使民知劝教。不能使民不争,明善恶之归,如月日之照白黑,然民犹有惑于欲,而陷于恶。故孔子观上世之化,喟然而叹曰:甚哉,知之难也。虽尧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道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则奋其角踶。虽有猛士,莫之敢撄。得其道,则三尺童子,用之周旋,无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离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虽与言而不入也。
井法行,然后愚智可择。学无滥士,野无滥农,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鲜矣。君临卿,卿临大夫,大夫临士,士临农与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无贫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无交易之侵牟也。无交易之侵牟,则无争夺之讼狱。无争夺之讼狱,则刑罚省而民安。刑罚省而民安,则礼乐修而和气应天。
养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
财出于九职,兵起于乡遂,学校起于乡行,士选千庠塾,政令行乎世官,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豫章罗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邪,则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不虚言哉。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
元城刘氏曰:尝考《礼记》春夏月令,所谓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见圣人奉顺阴阳,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夺农时,行道之墐,以顺生气。是以风雨时若,灾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赋政违道,役使过中,人力疲劳,养气摇动,则国有水旱之变,民罹疾疫之灾。此继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也。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
天下之事,有缓急之势。朝廷之政,有缓急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慢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坏。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为,当缓而急者,其害固不为小。若当急而反缓,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盖谓此也。
天下岂有兼行正道邪术,杂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为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则固有不必皆顺之人情者。若曰顺人心,则气象差正当耳。井田肉刑二事,尽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为非。欲整顿一时之弊,譬如常洗浣不济事,须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几有益。
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产引《郑书》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或问:程子云:论治便要识体。这体字是事理合当做处。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问:是体段之体否。曰:也是如此。又问:如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否。曰:然。是个大体,有格局,当做处。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赃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
南轩张氏曰: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家室则躬织纴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歌咏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与。美哉,周公之法也。圣哲相继,固不待论,而其后妃之贤,见于简编,太王之妃,则姜女民,而文王之母则太妊,妃则大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劳于内,以成风化之美。观后妃,则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后世犹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纴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汉以下,其治乱成坏之源,皆可见矣。
问: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后世变井田为阡陌,变封建为郡县,变肉刑为鞭笞,而末流愈不胜其弊。今欲追复旧制于斯,三者何先。潜室陈氏曰:复古惟唐得之世业府兵,六典建官,分画措置,最有法度。其不传远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无贤子孙耳。先儒谓必有关睢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业寅畏,左规右矩者,正欲立个人样,以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宽以待良民,而严以驭奸民也。或曰:抚民当宽而束,吏贵严也。或曰:始严而终之以宽也。然则治人之术,其果尽于此乎。如其尽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众矣。抑何其合于圣贤者寡也。呜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尔。吾之心存,则蕴之为仁义,发之为恻隐,羞恶随物以应,而无容心焉。则宽与严,在其中矣。且独不观诸天乎。熙然而春,物无不得其生者。凛然而秋,物无不遂其成者。是果孰为之哉。曰:阴与阳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谓仁义者,即天之阴阳也。昔者,圣人系易,盖并言之,以见夫人之与天,其本则一。自夫汨之以私,乱之以欲,于是乎与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观之,怵惕于情之所可矜,颡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铄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养之亡以害,则天理浑然,随感辄应,于其当爱者,悯恻施焉。非吾爱之也,仁发乎中,而不能不爱也。于其当恶者,惩艾加焉。非吾恶之也,义动乎中,而不能不恶也。吾之爱恶,以天下之人,故虽宽而宽之名不闻,虽严而严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
尝观古今之变,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国势。不在财用,而在人心。诚使国势奠安,人心豫附,运掉伸缩,惟所欲为。以之治财,则财可丰。以之治兵,则兵可强。其机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国势也。而操持不定,无以遏其趋。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系属不加,无以保其固。百度抢攘,众志涣散,天下之患,方怅然未知底止之地,虽兵财之画,日计月究,何益哉。
或者患国势未张,而欲振以威刑。患财用未丰,而欲益以聚敛。谓诚信不如权谲,谓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兹,皆伐国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
鹤山魏氏曰:自三代以还,王政不明,而天下无善治。寥寥千百载间,岂无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讲明政刑,欲以挈其国于久安长治之域者哉。然撑东而西倾,捉衿而肘见,治之形常浮于乱之意,则亦未明乎纪纲而已矣。
鲁斋许氏曰: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当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为天下国家,有大规模。规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无过焉,无不及焉,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纷更,日计有馀,而岁计不足,未见其可也。昔子产处衰周之列国,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而终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论,而妄为之哉。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矣。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吾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必求其所以制。众所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却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然其先后之序,缓急之宜,密有定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也。是之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