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1376—1434 【介绍】： 明常州武进人，字时举。永乐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旋进郎中。出为山东左参政。时方搜捕唐赛儿，民间骚动，段民力为矜宥，人情始安。宣德三年为南京户部右侍郎，五年转刑部，颇革二部积弊。卒后百余年乃谥襄介。

段民（1376年—1434年），字时举，南直隶武进人。

明朝官员，仕至南京刑部侍郎。

段民于永乐元年（1403年）中举人，次年联捷二甲第九十名进士，选庶吉士，除刑部主事，参与修撰《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进升郎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爆发唐赛儿起事，三名省级官员被处决，段民被擢为山东左参政。

唐赛儿兵败后，下落不明，朝廷疑其出家，先后捉拿山东、北京等地的尼姑及出家妇女几万人。

段民尽力从宽查办，以安抚民情。

宣德三年（1428年），署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后正式任职，又改南京刑部右侍郎。

当时，两部都以无作为而闻名，段民到任后，宿弊一清。

宣德八年（1433年）因减免重犯罪责被给事中年富等参劾，得到宣宗赦免。

次年二月卒于任内。

段民为官清廉，身后几乎无钱入殓，宣宗得知后，赐祭葬。

由杨士奇撰墓志铭。

百馀年后，方追谥襄介。

《明史》有传。

【介绍】： 明山东商河人。

宣德二年进士，除行在监察御史。

弹劾不避权贵，谳狱多所平反。

升陕西右参政，以廉能著，迁左布政使。

抗疏论执政年富，富以陕西频用兵，毓不善治饷为由，请黜毓，帝特令毓致仕。

孙毓（14世纪—15世纪），山东济南府武定州商河县人。孙毓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举人，宣德二年（1427年）成进士，获授行在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多次平反冤狱；升任陕西右参政，以廉勤著名，转任陕西左布政使。之后他仍上疏论及执政者，几乎反遭诬陷，皇上因此要他致仕。

【介绍】： 明陕西咸宁人，字宗器。正统四年进士。授编修。尝建言修饬戎备、通漕三边。也先寇京师，诏行监察御史事，募兵兖州。成化四年累官户部尚书。湖广频岁饥，发廪已尽，用鼎言，发库贮银布，易米备灾。淮、徐、临、德四仓，粟且匮，鼎议上赎罪、中盐、折钞、征逋六事行之，诸仓有储蓄。居官持廉，致仕卒。

杨鼎（1409年—1485年），字宗器，陕西咸宁县（今属西安市）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统己未榜眼及第，官至户部尚书，谥庄敏。

杨鼎家贫。

宣德十年（1435年）举乙卯科陕西乡试第一（解元）。

正统四年（1439年）中会元，殿试第二（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多年后，与侍讲杜宁等十人入东阁。

也先进攻明朝时，杨鼎任监察御史，在兖州募兵。

景泰三年（1452年），进翰林院侍讲兼詹事府中允。

景泰五年，升户部右侍郎。

天顺初年转为户部左侍郎。

天顺三年，因陪祀陵寝不谨下狱，此后还职。

天顺七年，因上书年富有疾，杨鼎掌管户部事。

成化四年（1468年），代替马昂为户部尚书。

成化六年，负库贮银布筹集赈灾，加封太子少保。

成化十五年（1479年），被给事中御史弹劾后，杨鼎辞职，赐给役四人。

大臣致仕有给赐，自杨鼎始。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六月卒，享年77岁，赠太子太保，谥庄敏。

邵祖平（1898-1969） 字潭秋，别号钟陵老隐、培风老人，室名无尽藏斋、培风楼。南昌人。章太炎高足。执教东南、之江、浙江、四川、金陵女子、华西、西北、重庆等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建国后，历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有《文字学概论》、《国学导读》、《词心笺评》、《乐府诗选》、《七绝诗论七绝诗话合编》、《培风楼诗存》、《峨眉游草》、《关中游草》。

邵祖平 1898-1969.2.5。字潭秋，别号钟陵老隐、培风老人，室名无尽藏斋、培风楼，江西南昌人。早年肄业于江西高等学堂，为章太炎高足。1922年后历任《学衡》杂志编辑，东南、之江、浙江大学教授，章氏国学会讲席，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书，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教授。有重辑本《培风楼诗》行世。

余避乱天南半载矣。山居岁晚，幽寂寡欢。邵子潭秋投书见枉，录诗示我，越数日辄相过谈诗文，所见契合若符节，于是益相得。潭秋尝尽读《全唐诗》，辑《全唐诗选》。又以绝句实先于律诗，其体直接乐府，曾著《绝句通论》二卷，分类辨体，论析精微，以饷学者，而后知潭秋诗学之闳且精也。记曰「不学诗，无以言」，则学诗尚矣。虽然，诗有正轨焉，有化境焉，有至情焉，执此以求其工，盖亦难言矣。夫清真丽则，准古开今，正轨也。文必己出，言无不宜，化境也。诚中形外，啼笑皆真，至情也。循正轨，臻化境，秉至情，而后其人之志气事业，行藏穷达，与夫时代隆污，家国治乱，莫不见于其诗，后之人亦于诗求而得之。故曰诗以言志，故曰诵其诗而后论其世。准是以论，盖代不数人也。潭秋具湛深博通之学，抱雄俊特达之才，于诗神而明之，致力甚深。无唐宋门户之见，博览而精守。于李、杜、韩愈、少伯、长卿五家，尤所寝馈。故所为诗，闳肆健举而气骨清峻，不染时尚后山、遗山之病。七古刚健浑厚，五古高秀，近体清真而婉约。其尤足多者，气厚而骨实，刚中健外，言皆有物。盖所蓄者富，而所发者茂也。虽然，此言潭秋今日之诗，而非潭秋之至也。盖潭秋今方壮岁，功业未就，经历未老，他日所成就，其必与时进益，随境变化。使其由是而之也，十年，我不知其所至也，二十年，我莫测其所止也。是可得而推之者也。我于是乎厚望潭秋矣。且我既诵潭秋之诗，潭秋亦尽观余诗，虽阿誉在口，而能匡我所短，检我之失。曰某篇宜删，某注宜削，曰某章招尽言之过，某句非寡尤之道。其于我葆身淑子孙者，盖再三致意焉。余则憬然惧，翻然喜，尽从其言而删削之，是潭秋真知我且真爱我者矣。嗟乎！今天下誉我者亦夥矣，而能规我箴我者，未之闻也。有之，其惟潭秋。是潭秋不独我之诗友，抑亦我之诤友。我性喜闻己过，其欣感为何如哉！潭秋今将入川，且刊其诗。告曰：请为序之。我交潭秋至暂，而获益良多。乃论其续存之今诗，及其论我之诗，书之以识邂逅，而勉潭秋异日之成就，且以为券。己卯元旦江东云史杨圻序于九龙之山楼。

南昌邵君潭秋，曩游广州，出示诗卷，余深叹为当代翘秀，低回者久之。

续稿三百，潜气内转，真力外腓，戛戛独造，不坠凡响，其精到处，有振衣千刃之概。

年光荏苒，潭秋纵浪江海，其诗益工，时贤将无与抗手矣。

散原老人为潭秋乡先生，称其艰崛奥衍，意敛力横，将张西江派之帜，犹未及见潭秋今日所存之续稿也。

潭秋之诗，岂可以西江一派限之哉？

世人标尚西江派者，类以山谷为宗，推衍于后山、简斋。

道光以来，诗学靡滑之习，诚非此不足以箴膏肓而起废疾。

然窃谓犹未尽也。

渊明，寻阳柴桑人，其诗匪特为山谷、后山、简斋之鼻祖，直足以笼罩少陵、昌黎，寓沈挚于闲澹之中，振奇崛于渊邃之内，其诣未易猝测也。

西江派之昆崙、星宿海，终当推之，非仅仅以乡土地方论定也。

潭秋年富劬学，喜为深湛窈眇之思。

续稿中如书怀诗，于渊明之为人，颇有所窥。

今游湘桂，饱览佳山水，又将入蜀，异时淬精撷英，由奇峍奥衍而归于渊穆静邃，其究极诗境，宁可以涯涘测哉？

仆老矣，遭际亘古未有之劫，窜身穷海，未知尚须受几许折磨以死，潭秋贤者，深明择木之义，惟望其善自爱而已。

己卯初春罗浮病夫汪兆镛书于澳门。

余幼多疾病，志学之年，不获以群籍自策，日惟取唐宋以来诗人之作讽咏而已。诵之期年，精神启沃，体中转佳，中间志气之抗坠，性情之通滞，几前后相径庭。每自惊喜而叹曰：夫诗之所以为诗者，效盖至是乎！年二十，始稍稍出里闬，理行役。寻阳出入路所由，而匡庐在焉。匡庐，天下之雄秀处也，其崖峦所磅礴，云物之郁滃，长松飞瀑，朝夕异态，尝攀临不能有所发，然致思所得，固已私之箧中矣。自是历岁有作，篇什稍夥。游学金陵，吟咏尤密。窃维诗者，穷达所交倚，哀乐之节文，若裘葛之于冬夏，俾人以不至大苦者也。祁寒酷暑，人鲜不病，然而御裘葛者，虽病或加轻矣。极贵至贱，穷哀过乐，生死旦暮之所环伺，其危殆至不可口谕。使真知诗者过之，吾知其或免矣。且人之生也，游不能侣鹿豕，居不能友木石。以感焉，以触焉，能无戚戚于中，惘惘于外乎？戚戚者无以声之，惘惘者无以状之，此天之僇人，人类之大苦也，乌足责之？紃察往昔，温厚若三百，蕴藉若汉魏，奇放若太白，雄骜若东野，昌黎之莽苍，次山之朴拙，玉溪之工丽，圣俞之平婉，山谷、后山之精严，香山、放翁之爽垲，其受才虽不同，其于声，其穷达哀乐之情，则一也。知其意者，旦暮遇之。故一人之词，众贤皆备而不为泰，众贤同去而不为约。不知其意，虽旦摹其体，夕肖其声，无益也。鲁男子曰：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庄子曰：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斯二语尽之矣。余受性梼昧，游惰成习，至于心知古人之意，自顾不后人，年已三十过一，未有寸成，而忽遘先君子之丧，万绪悲凉，生人之苦，未有逾是。旧日所嗜唐宋诸家诗，举莫予解，而三十以前所为诗四百馀首，随予南北行者仅七八年，尽刊之则多疵累，去之又良不忍，遂取而痛删之，得二百十馀首，都为一集。嗟乎，余方富于春秋，固当亟究群书，通世变，以蕲益人益己而免于弃物。志诸总总，日不暇给，又何为有刻诗之举？其亦存志念之起伏，备行役之踪迹，因而防极贵至贱、穷哀过乐之或至而求倖免乎？则余亦不能自知矣。诗存写定后，抵书陈散原先生求序，不十日而序来，感其言微有不类余者，因自叙其学诗原委于此，且以质散原云尔。民国辛未邵祖平自识于杭州国立浙江大学。

论诗于变风变雅之后，陶渊明、杜子美其嗣响矣。阮嗣宗、刘越石、谢康乐、陈子昂始各以其神理气骨，才情风格，陵跨一时，然犹古之诗也。至中唐以韵味胜，晚唐以组练胜，宋人以意趣胜，诗始极其变态。时至元祐，诗之流派已尽，勉力拓之，仅得一元遗山而止。元遗山以后，可谓无诗，此诗视时代为隆污之说也。顾诗之所以为诗者，系乎人心，人心之邈忽远阔，至不一律也。追怪物，出宇宙，超泰山，析毫芒，高翥远游，退藏于密，岂可尽量？则如屈原之《离骚》，孔明之《梁甫吟》，元次山之《水乐》，家康节之《击壤》，心声沛布，似诗非诗，又岂可随时代为升降乎？覈而论之，太白之七言歌行，王、孟之五律，东野之五古，昌黎之琴操，玉川之杂言，乐天之新乐府，鲁望之吴体诗，东坡之议论诗，文山之《指南录》，皋羽之《晞发吟》，林林总总，将为异中之同，又复为同中之异，似天壤间不可无此等文字者。则豪杰之士，不受时代约束，虽欲为之画野，不能也。现代之诗，有学于泰西，归而为白话自由诗者，既无所成，而同光诸人为宋诗者，又复凋零殆尽。近十年来，有某报附刊某录，以采风为名，号称荟萃天下吟篇，而从未登载民生疾苦、匍匐告哀之咏。脩禊登高，视为常课，揖让周旋，惟在冠带，予心窃异之。四年前，曾刊布《诗厄篇》一文于《制言》杂志，痛陈二厄十二异之说。（全文附见本序之后。）哓音瘠口，不蒙人察，反以贾怨召闹。卢沟桥变起，天崩地坼，国步再移，寇氛匝地，衍淫江海。所谓某录之诗人，有从贼伏诛者，有身膺伪职者，有坐沐鹰犬之豢养者，有远丐雁鹜之残粒者，蒲稗因依，菉薋缭结，狼贪奴拜，相习从风，诗教不幸，罹此膻辱。嗟我诗人，平日引商刻羽，嚼宫含徵，自许吐纳骚雅，激扬清浊者，今乃秽贱卑屈，曾匹夫匹妇齐民之不如。吾固为吾《诗厄篇》不幸言中而悲，然几亦疑心声之诗，真不可恃，而颂诗知人之义，殆果不可通于今日矣。盖尝推论之，古之所谓诗人者，心期存于道术，忧愉周乎天人，不以穷达异节，不因治乱改操。后世则有在野登进之殊，遗逸阨穷之怨，貌似闲澹，内实躁狭，言皆硕美，中乃螫毒。自潘岳、王融、宋之问、储光羲、郑虔、王维，以至曾觌、舒亶、赵孟頫、方回、危素、严嵩、阮大铖诸人，所历世愈纷乱，而所为诗愈整暇，开卷绎之，几不省其为何代人。彼辈上者固有托二氏以自掩，假山水以自泽者，下者则公然殉利啖名，沈湎爵禄，媕然媚当涂而晞世，庸讵知诗之所以为诗乎？心精销亡，百事舛谬，老佛为之逋逃，山林受其污嬻，猿鹤既惭，且羞卉木。虽曰其才足以登诸坛坫，其声足以被之管弦，吾独哀斯辈之不幸而识字读书，曾不若负耒灌园引车卖浆者之尚足葆其素白也。祖平不敏，早年泛览古者圣哲书传，中岁敬受名师良友檠括，自世之亟变，恒惊立身一亏，负师友而辱先人。值兹大浸稽天，人欲横流之际，要当竞慎于取与辞让出处动静之微，冀可作一遭乱尚堪读书之人。偶然作诗，奚当厕乎今之作者之林哉？顾受性善感，不能无作无存，十年前有《培风楼诗存》一册，谬与世相见，今后续存其稿四百馀篇，纪岁月，述行旅，悯战乱，悼穷黎，颇有峭拔沈厉之姿，无与温柔敦厚之选。既不足为遗山之遗，更不足拟古哲遭乱所赋之变风变雅，然自审其心，尚非浮侈荡佚忘所归者，差足邮传当今大人君子之前，归而焚诸先人之墓，庶几无所愧而已。稿既写定，谬当付锓，爰牵连书述近十年来诗学之蕃变，以及一己于诗之仞识于此。民国辛巳邵祖平自识于成都。

予自民国辛酉习为诗歌，甲子始稍稍存稿，辛未间实刊《培风楼诗》，存于杭州。当时自拟每历十稔，辄刻一稿以自娱。至辛巳年，果续刻《培风楼续存》于成都茹古书局，凡二册。合初存诗，逾七百首矣。东倭祸作，予挈室随国步西移，崎岖巴蜀间，忧世念乱，感慨万端。近诗又盈三百，固将续续为之，如骨鲠在喉之求吐，寒疾婴体之求汗也。然吾孔圣有言，良农善稼，不必善穑。刘协《文心雕龙》亦云，才覈者善删。则吾诗虽满千，其亦有泛应率作，呺然漮虚，徒为貌存者乎？壬午春，旅渝州，都讲大庠，有馀隙，因取而芟薙之，敛诸箧衍，得六百首，不分卷，将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贻同好。盖平居之所观感，遭乱之所发愤，亦庶足存其真于万一矣。来渝后，溢其兴为诗馀，得七十五阕，亦附卷后。至于自序所以为诗之旨，已分见辛未、辛巳两自序中，仍厕列卷端，不复赘陈。世之知言者，庶并匡教之焉。民国壬午三月邵祖平自序其诗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第六教授宿舍。

《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大序》曰：「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论诗之正变，千古尽此数语。后世说诗不得其道，则有支离疑误漫衍而无所归心者矣。宋人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支离之说也。夫诗以理性情，性情者，人人所具，圣凡所齐同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为五常之一，恻隐之心，犹言恻隐之情也。人能扩而充之，则恻隐之情，可合于五常之仁。舜得八元八恺以为相，虞书不言其才，所可知者，元为善之长，恺悌君子见于诗，必有仁德者也。郑子产之当国，民不能欺，列国不敢加兵于郑，其才可知。而传称为古之遗爱，亦可谓为仁之一族。是才者，未尝不在仁之中，而亦未尝出于性情之外者也。千古圣贤，教人为仁者也。今之后生，学圣人为仁者也。温柔敦厚，诗之教，亦仁之教也。今曰诗有别才非关学，则是先王之泽可忽，礼义之懿德不可好乎？且孔子明言：「小子何莫学乎诗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盖本有粲然之理矣。至过武城而笑弦歌，与点而同乎风雩浴沂，此圣人天趣之洋溢，非不衷于理也。孔子教人以兴观群怨之诗理，而亦同情于弦歌风浴之趣致，是趣者，未尝不在理之中，而同归于诗教者也。而必曰诗有别趣非关理，是支离之说也。宋自庆历以后，天下治韵语者皆宗杜甫，而有为之颂说者，曰老杜诗外，大有事在。夫言事者，如志虑忠纯，殷忧黎元，奔走不忘行在，是可贵也。而必曰在于诗外，是以诗与事为二本也。周公，千古之诗人也。尹吉甫，亦千古之诗人也。有其诗发于中，自亦可有其事业验于外，特事业之见与不见，则有幸有不幸耳。盖古之所谓诗人者，温柔敦厚，达于权变，根柢情性，感召人群，止乎礼义，怀其旧俗，岂有不能办天下之大事者乎？今人见稷契无诗传于后，以为以民饥溺为怀者，决不当作诗，遂谓杜甫自比稷契为妄，而为之宽假者则曰老杜诗外大有事在，疑误后学，莫此为甚。不知诗根于道而不根于艺，稷契不害其无诗，周公、尹吉甫不害其有诗，杜甫不害其自比稷契。今必分事于诗外，是其志亦不广矣。宋儒朱熹尝有「荒于诗」之戒，而惑者味道之深，遂曰，口中之诗不必有，胸中之诗不可无。黠者张之，以为吾道矣，吾胸中有诗矣，三百首皆如吾诗之存于天壤间，阮陶李杜，特文人不知道而徒为诗者尔。则予圣自居，以矇瞽之献箴诵诗者待人，温柔敦厚之道何存？呜呼！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则其人殆亦纵横诡辩之不入道者耳，其言亦漫衍而无所归心矣。予治诗已二十馀年，诗无所进。原知诗之所以为诗，自谓贤于昔者。挽近说诗，更有援泰西诗篇以绳吾华韵语者。故喻其体，必曰以旧瓶贮新酒，自序所诣，则但丁、莎士比亚、弥儿敦之名字满纸，其惑与上述之事正同。盖中国自有中国之国民性，衷乎才性，发乎情理，自可发皇光大中国之国诗。乌在学步邯郸，失其国能，断鹤续凫，自取其悲忧乎？民国癸未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初刊予《培风楼诗》，今夏复当重版，因益以近二年之作二百四十馀首埤附其后，属当自序其原委，因成诗说一首以代自序，庶海内知言之君子，共諟正其失焉。民国乙酉年五月邵祖平自识于成都国立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