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772—846 【介绍】： 唐华州下邽人，祖籍太原，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

白季庚子。

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

授秘书省校书郎。

宪宗元和时，历迁翰林学士、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

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居易首上疏，请亟捕凶手。

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

穆宗长庆初，累擢中书舍人，乞外任，为杭州刺史，筑堤捍钱塘湖，溉田千顷。

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除苏州刺史。

文宗立，入为秘书监，迁刑部侍郎。

大和三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遂居洛阳。

晚年奉佛，以诗酒自娱。

武宗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

卒谥文。

工诗，倡导“新乐府”运动。

诗文与元稹齐名，世号“元、白”。

晚年与刘禹锡唱和，又称“刘、白”。

有《白氏长庆集》等。

【生卒】：772—846 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排行二十二。下邽(今陕西渭南)人，郡望太原(今属山西)。先世本龟兹人，汉时赐姓白氏。卒谥文，后人又称白文公。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十九年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二年自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六年丁母忧去官。此数年为谏官期间，屡上奏章请革弊政，为宦官及旧官僚集团所切齿痛恨，其“惟歌生民病”之辉煌组诗《秦中吟》、《新乐府》即作于此时。十年六月，因上书论奏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主张捕贼雪耻，引起宦官及旧官僚集团不满，以越职言事之罪，自太子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转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十五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旋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及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敬宗宝历元年(825)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再出为苏州(今属江苏)刺史。在杭州及苏州期间，兴修水利，恤贫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后返长安，相继出任秘书监及刑部侍郎，愈感宦途险恶，乃于文宗大和三年(829)春辞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归洛阳(今属河南)，自此未再返回长安。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卒于六年八月，葬于洛阳龙门山。生平见李商隐《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左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及新、旧《唐书》本传。年谱有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清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以今人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为详备。白居易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及文学理论家，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然白实胜于元，故宋人钱易称“白居易为人才绝”(《南部新书》卷三)。白居易之散文在唐代亦有甚高之地位，《旧唐书·元白传赞论》盛称其奏议为“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白居易之思想兼受儒、道、佛三家之影响，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儒家思想实居主导地位，其早期“志在兼济”之讽谕诗乃其文学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实践，如《秦中吟》、《新乐府》组诗等均为讽谕诗之名篇，尤以《新乐府》五十首为最，不仅主题鲜明，措辞尖锐，且整体构架精巧缜密，体现叙事与议论之统一，突破“怨而不怒”之传统，描写人物形象细腻生动，确系诗歌领域一大创新。“元和体”之创制亦为白氏之重大贡献。所谓“元和体”，以作者个人言之，即包括其《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东南行一百韵》等长篇排律及次韵相酬之作、流连光景之小诗，其中尤以“感伤诗”中之《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已享“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盛誉(唐宣宗吊白居易诗)，后世且誉为“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余如“杂律诗”内景中寓情之《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之《问刘十九》等，皆能以小见大，以少胜多，成为千古传诵之名篇。白氏之作虽伤于“大露太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语言朴直，而其艺术特点乃“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平易近人，章法变化多端，每能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常得奇”(《艺概·诗概》)，“眼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张镃《南湖集》卷四《读乐天诗》)。晚年诗“极高妙”(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语)，愈益淡远旷达。许学夷复谓其诗“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诗源辨体》卷二八)。总之，白诗之艺术境界须千锤百炼始能臻此，世以“轻率”讥之，实不足取。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评唐》论白居易之历史地位云：“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著并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白居易诗文全集向无注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最为完备。研究著作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證稿》等。资料汇编有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全唐诗》存诗39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38首，44句。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幼聪慧。建中末，两河用兵，寄家符离，播迁吴越。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又登书判拔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元和元年，授盩厔尉。三年，除左拾遗，为翰林学士，居谏职内廷，直言无讳避；又为《秦中吟》、《新乐府》，指斥时事，故为权近所恶。丁母忧，服除，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上疏请捕刺武元衡之凶手，贬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召为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出为杭、苏二州刺史。大和初，任秘书监、刑部侍郎。三年春病免，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历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皈依佛教，吟咏自适，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卒。居易于元和中提倡新乐府，指斥时弊，反映民瘼，创通俗一派，影响深远。与元稹交厚，世称“元白”，诗称“元白体”。晚年居洛，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世称“刘白”。自编《白氏文集》七十五卷，宋初佚五卷。今有《白氏长庆集》（一名《白香山集》）七十一卷行世。《全唐诗》编诗三十九卷。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徙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有《白氏长庆集》，存词30余首。

白居易（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后与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历任翰林学士、江州司马、襄州别驾、苏州刺史、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后人又称白傅或白太傅，官终刑部尚书。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元稹并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曾作七律《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等诗，借黄鹤楼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迁居下邽。贞元十六年擢进士第，元和初又擢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任左拾遗，出为江州司马，历刺杭、苏二州，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补诗二首。(复出一首)

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贞元十四年进士。元和元年制策乙等。累转主客郎中知制诰。文宗朝授太子少傅。封冯翊县侯。会昌中以刑部尚书致仕。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赠右仆射。

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广大教化主：白居易。

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为苏小，虽美终带风尘耳。

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馀蕴，此其所短处。

“亲家翁”、“开素”、“鹊楼河”，皆俗语。白乐天用俗语为多，《赠皇甫郎中亲家翁》诗：“晚核嘉姻不失亲。”又云：“月终斋满谁开素，须记奇章置一筵。”又云：“凶似鹊楼河：

乐天云：“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文，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乐天既知韦应物之诗，而乃自甘心于浅俗，何耶？岂才有所限乎？

《法藏晬金》云：余尝爱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有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夫如是则造化均偏，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律底涎出。

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

张文潜云：世以乐夭诗为得于容易，而耒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

苕溪渔隐臼：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

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

陈后山云：陶渊明之诗，写其胸中之妙。无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青箱杂记》云：白乐天诗，达者之词也。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允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夫《三百篇》何尝以雕绘为工耶？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自雕绘，唯讽谕诸篇差可比肩耳。

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

白极推重刘“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有神助，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时时颂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是作俑。

香山以禅为诗，以诗为禅。前乎此者，有王右丞；后乎此者，有苏端明，与香山材相等。三人诗格多因时代，不必求异，不必求同，此其入禅深处。夫无名，名之至也。

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明妃曲》云：“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土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三百篇》、《十九首》不远过也。

唐诗文至乐天，自别是一番境界、一种风流，而世规规以格律掎之，胡耳目之隘也？

引刘全白语：白性倜傥，苦赋诗，尤工古歌。才调逸迈，往往兴会属辞，古人之善诗者亦不逮。

白乐天诗，善用俚语，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虽同称，差不及也。

白乐天五言古，其源出于渊明，但以其才大而限于时，故终成大变。其叙事详明，议论痛快，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之门户耳。

五言古，退之语奇险，乐天语流便，虽其相反，而快心露骨处则同；就其所造，各极其至，非馀子所及也。司空图谓“元白力勍而气孱”，盖以其语太率易，不苍劲故耳。

乐天五言古最多，而诸家选录者少，盖以其语太率易而时近于俗，故修词者病之耳。然元和诸公之诗，贵快心尽意时纵恣自如，故予谓乐天诗在退之之下，东野之上。或有取于东野而无取于乐天，非所以论元和也。

乐天七言古，《长恨》、《琵琶》叙事鲜明，新乐府议论痛快，亦变体也。

乐天五七言律绝悉开宋人门户，但欠苍老耳。五言排律华赡整栗，而对尚工切，语皆琢磨，乃正变也。

乐天诗，非不自知其变，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缚，故不得不然。观其《和答微之诗序》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故知其不得不然耳。

何元朗最喜白太傅，称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不知此政诗格所由卑也。

白公讽刺诗，周详明直，娓娓动人，自创一体，古人无是也。凡讽谕之义，欲得深隐，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白公尽而露，其妙处正在周详，读之动人，此亦出于《小雅》也。

白傅实一清奇之才，歌行、曲引、乐府、杂律诗，故多可观者。其病有二：一在务多，一在强学少陵。率尔下笔，秦武王与乌获争雄，一举鼎而绝脰矣。

选白诗从无精识，喜恬澹者兼收鄙俚，尚气格者并削风藻，此子瞻所云“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者也。

白傅诗平易坦直，如家人妇子谈布帛菽粟事.自我作古，前人从无此格，岂非千古绝调，然必不可效也。效他家不得，各随其力之所至；而效白体不得，将流为浅率俚俗。刻鹄画虎之辨，学者不可不慎所择。

乐天（五律）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到语，皆他人所未发。（七绝）山峙云行，水流花开，似以作绝句为乐事者。

乐天为中唐一大作手，其七古五排，空前掩后，独七律下乘耳，然犹领袖元和、长庆间。宝、太以后窃脂乞泽者，越若干年亦文豪也，若同时倡和，争相摩仿，终不得似。此如东家效西家，才分悬远。

唐人至白香山，独辟杼机，摆脱羁绁于诸家中，最为浩瀚。比之少陵，则泰山乔岳，一则长江大河。忧乐不同，而天真烂漫未尝不同也；难易不一，而沉着痛快未尝不一也。学者熟之，可以破拘挛，洗涂泽。

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余谓此言亦未尽然。今观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夫白之易厌，更胜于李（白）。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如《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昆，此风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属对精紧，使事严切，章法变化中，条理井然，读之使人唯恐其竞，杜甫后不多得者；人每易视白，则失之矣。

白傅才大如海，书破万卷，使生盛唐，当与李、杜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末季各有时尚，遂出真切平易，故往往失之浅俗，文章果关乎气运耶！然虽无江河急流之势，泰华崭绝之峰，而中正和平，意如扪丝，兼以转折灵变，动循法度，所以超乎群伦之上，出乎众妙之中，至今脍炙人口，沁人心脾，良有以也。后人或无其才，或不肯读书，喜其明白易解，妄步邯郸，止得浅俗，故日趋卑下耳。呜呼，白诗岂易学者哉！

乐天取源之地何？杜子美是已。夫白之疏达，视杜之沉郁不类也，要其性厚而气舒，体博而完固，何一非出于杜？其视之甚易，得之甚逸，所谓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者耳。兹所以为唐一大宗欤？宋之欧阳永叔、陆务观皆祖杜而宗白，复为宋大宗，则白之武往尾来，其源流远矣，学之者乌可不审其自哉！

乐天忠君爰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

元、白译律，滔滔百韵，使事亦复工稳，但流易有馀，变化不足。

五言排律，至杜集观止。若多至百韵，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铺缀完局，缘险韵留剩后幅故也。白香山窥破此法，将险韵参错前后，略无痕迹，遂得绰有馀裕。故百韵叙事，当以香山为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夸多斗靡之习。

白乐天中怀坦荡，见之于诗，亦洞澈表里，曲尽事情，俾读者欣然如对乐易友也。然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内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而视甫为多……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

周元公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余读公诗云：“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唯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盖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唯意之所至，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刘梦得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者，此古体所以独绝也。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诗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岂亦沛然有馀，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万代者正在此，后世卒无有能继之，此又不徒以古体见长也。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同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

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七古乐府，则独辟町畦，其钩心斗角，接榫合缝处，殆于无法不备。

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渔洋论诗之例例之，则所谓广大教化主者，真是粗细雅俗之不择，泥沙瓦砾之不拣耳。

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皆以太傅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维雅正哉！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

香山五言，直率浅露，殆无可法。《秦中吟》诸篇较有意思，而亦伤平直。

香山七古，所谓“长庆体”，然终是平弱漫漶。

其源出于程晓、应璩，亦参法陶公，研淡为华，琢虚成隽，虽与微之同訾轻俗，要自神清。《续古》十篇，夭条明丽，虽劲惭彭泽，高谢枚生，而挺秀缘情，正如子山拟阮，寓意微词，清思绝径。唯与微之赠答，少损其韵，亦缘精神相属，动与形模也。《秦中吟》、《讽喻诗》，则染采王建，青蓝异色，各尽其妍矣。

白诗之妙，实能于杜、韩外扩充境界。宋诗十之七八从《长庆集》中来，然皆能以不平变化其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