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长孺，号茂屿，先曾大父太保公有孙七人，公为长，先仪部公最少。

公少负奇质，有威重，读书数行下。

七岁时，自其所居室过听事，出就书舍，每日进止，不失一步。

门中有长者目识之，叹曰：此儿酷似闻，庄简未可量也。

中进士，以行人授监察御史。

在台守直节，无所附丽。

同里某公初罢相，亢章论之，竟以忤时出为广东治盐佥事。

时粤中盐法大坏，公至，慨然曰：朝廷名此官，非立法，盐终不理。

然法惟在均在覈，因博访前后，大釐剔诸宿弊，去吏之奸及豪大猾为蠹者。

法初严而适得其平，凡岁增额至三万，遂得捐商家积负，汰其浮赎，复请免属郡他苛税，以所羡三千三百充之，商与民并大苏。

因条所行，著为盐政考。

自后监司虽才，必善守其法，小变通之，此书遂为画一。

改山东海右参议，值登莱大水，公晨夕筹策，命有司停征止讼狱，招集流亡，尽捐郡县输赎三千，以转粟济民，民藉不死。

迁副使督学陜西，在济南李攀龙、京山李维祯后，一时文衡称关中三李。

适山东复大祲，以士民之请，再徙守济南。

参政公采酌荒政，以次毕举，凡守令所不能行，公俱身任之。

大中丞直指所久不决，公立遣之，撰有公宣记事，即擢本省按察使。

盖公在监司，起佥事为外台长，其举卓异俱第一。

万历四十七年，遂以佥都御史巡抚贵州。

黔既无额饷，岁饥，数用兵卫所至十年无俸，戍卒三四年无粮，会征调土兵，苗仲㺜□交煽动为乱，土司阴与相结，更挟以自重，其患巳成，公再沥血请饷，为预防计，而当事忌公威名，远臣号呼，漠置不理。

公因六疏力请疾，得许。

方候代，忽永宁宣抚奢寅反，重庆报至，贵阳震动。

公念封疆受寄，义不敢辞，遂复出视事。

而黔所属水西安氏与奢贼世姻，本同谋，其同知安邦彦最狡难制。

水西去贵阳仅七日，公虽日发兵守湄瓮，战老君关，复遵义郡县，声言推蔺贼冲，而所忧惟在肘腋，图厚为之备。

然贵阳奇正，兵止三千，粮匮，守无具。

公乃佯许邦彦使讨蔺，先给少饷，冀稍缓其谋。

而急从滇中借饷二万、募镇筸兵三千、义勇一千、合奇正兵得七千、市硝磺一万七千斤、铅铁万斤、聚米一万七千石。

俱毕集，得恃有备。

而奢贼诡传巳破成都，邦彦遂反，僭称罗甸王。

合苗仲龙、蔡兵数十万，直趋贵阳。

初水蔺合谋，奢寅欲取成都作家，安邦彦欲取贵州作家，因结乌蒙乌撒，从沾益取云南作家。

事成，蜀兵下荆襄滇黔，合兵出偏沅，遂窥江南，其谋不小。

公谍知其详，谓我惟坚守贵阳，斯其势足控制滇蜀，此国家所开一线官道，系西南安危甚重。

公乃登陴洒血，与吏士共申大义，分诸营列城八里。

部署甫定，贼步骑奄至，公身当贼冲，贼望公旗鼓所在，尽锐攻之。

公命将士禦贼，奋气百倍。

贼据西城外石坡，其高踰月楼数尺，贼自上投，矢石如雨，城几陷。

公急命集大铳，夹强弩击之，火燄中见人尸，若群鸦攫抟，从空中飞坠，数百贼俱下坡走。

复造厢楼，高三丈，中可伏数十人，外复布枋革，用妇人鸡狗作厌胜。

火镞不能入，下推辘轳临城，城中哭声震天地。

公命烹一彘，杂以斗米饭，投城外，作遥饲鸡犬状，再取虎豹皮张城楼，以祓不祥。

铳石遂中贼厢，杀数人，贼尚坚持不动。

公乘黑缒健儿三人，持火药油草从厢下烧之，厢立烬，贼俱惊，坠死者半。

又编竹笼数万，中盛土为台，乘城出埤堄一丈。

公立撤大寺钟楼，建城上。

贼翘望气夺，尽弃笼去。

公曰：猡，贼谓我徒能塞门自守耳。

非出兵大杀贼，贼不畏我。

乃突发垒土开门，使锐卒骤前砍贼。

贼惊败，斩首甚多。

自后每战贼必败，其气大沮。

安贼更定谋，谓惟四面重围，绝其饷道，可坐困贵阳，遂不复苦攻。

会都督张彦方、都司黄运清率兵来援，与贼战于龙里，兵败。

贼知援兵怯，而城中食易尽，乃阳追二将，尾其后，纵使入城。

次日，笑谓城上人曰：吾放二将来，食尽汝米，旦夕俱作饿尸，尚能出战耶？

时二将兵八千，冒称一万四千，日支米一百四十石，至改月，尚不决一战。

公谓监军刘锡玄曰：中贼计矣！

古人去兵去食，正在此时。

乃使将率兵九千出各硐就食。

城中尚留主客兵六千。

初人给米一升，渐减为五合，至一合，遂啖死人肉。

未几，遂烹活人。

初米值渐腾至五百钱一升，以至二万钱一升；马肉值二千五百钱一斤，旧鞍甲，靴带皮煮烂一千六百钱一斤。

公力既竭，豫以刀缳授家人，使各自为计。

公身扶疾登敌楼，城上惟轮疲卒数十人枕甲卧。

然贼每窥城梯而上，公奋臂一呼，吏士俱强起砍贼，贼跳𨂂自死者无算，城终得全。

自二月七日被围，至十二月七日，新抚军王三善率援兵转战至城下，贼溃毒，围始解。

亢守三百日，大小凡七十馀战，杀贼万人，得贼仗数千，阵亡兵七百馀，俱饿死。

城中人十万，仅存男女小弱二百馀人，遗民感公忠义，相率就刀俎，竟无一人叛者。

朝廷奖守黔诸臣，进公兵部右侍郎，公仍称疾归里。

是时逆珰魏忠贤方擅命，慕公望重，数遣人致意，使公重上一疏自叙，即召公戎政尚书，尽属兵柄。

公由是益谢病，口不及黔事。

崇祯改元三年，上召对廷臣，给事某以宿憾奏公尝受安氏金盆，致生衅，几陷公罪。

御史毛羽健出与辨甚力，且谓贵阳功苦，实过睢阳公。

事遂大白，再加一级赐金。

后数年，公竟病卒于家，年七十二。

公擅风仪，体长疏，眉目如画，望若天神。

性廉介，持操甚厉。

自起家，身与厮养同粝食齑一盂。

在官，凡属吏庭见，使一小史侍立，取视所持谒具出身即置席上。

若中列所馈辄手谒。

俟其白事毕，复使持出。

盖公历官至开府，不受人一物。

亦未尝知其所馈何物也。

既出贵阳围城。

名震天下。

然终老泉石不复用。

即诬口所云安氏金盆，本有受之者，公亦不斥其人自辩。

论者谓公初陈徙薪之策，既不信于朝廷；终有烂额之劳，复受谤于门户。

子公伏波，结愤千载。

及公殁未久，两京继陷，行朝始追录，公以风厉天下。

乃下诏曰：李先生橒贵阳之守，可方古烈，足愧今人。

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毅。

官其一子文缉大理寺副使，兼中书舍人。

公下笔老健，生平经济得尽发于文章。

抚黔疏草，人以比陆忠宣。

尝使客作书，略为裁定数字，辄焕然意出。

它诗文集并行世。

李橒，字长孺，浙江鄞县人。万历辛丑进士。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浙江乡试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辛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擢监察御史。按例转任广东盐法佥事，历官山东右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擢升右都佥御史，巡抚贵州。当时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攻陷重庆。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七日，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彝族土同知安邦彦知奢崇明起兵反明，亦乘机叛明，史称“奢安之乱”。李枟知贵州必有战祸，多次上疏，请求增兵益饷。当时辽东事急，朝廷对此置之不理。接著李枟被朝臣攻击，于是六次上疏乞休。朝廷决定以王三善出任贵州巡抚，命李枟在王三善未到任前继续留任。此时奢崇明已陷遵义，贵阳大震。安邦彦率十万大军进围贵阳，李橒和巡按御史史永安等坚守，“时城中兵不满三千，橒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至战守具。”贵阳以西数千里，尽为安邦彦所据。至天启二年十一月，贵阳被围逾三百日，城中粮尽，人相食，朝廷严命王三善进兵以解贵阳之危。至十二月七日，王三善部抵贵阳城下，其围遂解。最初贵阳城内有男女数万人，饿死殆尽，至解危之日，仅余二百人。李橒得以辞兵事，解官而去。熹宗同意都御史邹元标之建言，升李橒为兵部右侍郎。御史蒋允仪称土司安位袭职时，李橒曾索其金盆，以致开启边衅，经贵州巡按侯恂覈调查，證明无此事。但李橒未得重用，只好还乡。崇祯元年，给事中许誉卿再以向土司安位“索取金盆”事质疑李橒，只有御史毛羽健为李橒辩护，给事中佘昌祚认为羽健有意曲庇。崇祯帝下令川贵总督朱燮元等再调查，證明无此事。崇祯九年冬，又叙守城之功，李橒得到一些赏赐。久居乡里，卒年不详。

凌人凤（1778-1813），字翙章，号白卿，邑廪生。

今水源乡径口村人。

自幼聪敏，妙悟绝伦，弱冠补弟子员。

嘉庆五年庚申，吴宗师烜考选拔贡。

六年辛酉，大主考周侍郎兴岱、陈主事廷桂取中式四十二名举人。

十年乙丑，考取学正，引见候补。

公上京二次，留京六载，呈荐者两科。

其为文冕旒秀发，旌旆飞扬。

诗，初年由晚唐入手，后之京与龙南徐孝廉、湖南陈解元世昌交最深，诗酒唱和，一变从前旧习，五七古专学大苏，近体学李义山。

彭泽祭酒张公锦枝见而叹曰：“白卿诗字俱佳，吾不及也。

”著有《学诗偶存》七卷，未锓板。

以丁母忧卒于家，时嘉庆十八年癸酉岁十月初一日也，年三十六岁。

公傲岸自异，然见积学之士则又欿然下之，故生平所与游者唯数人而已。

初，陕西王公鼎在翰林时为会试同考官，得公卷最喜，及榜放报罢，因讽示左右，欲公执门生礼来谒，公竟不往。

甲戌，王公督学江西，闻公殁，为之叹惋不置云。

又邑志云：“凌人凤，字白卿。

由举人考授国子监学正。

善古今体诗，祭酒法式善深赏之。

中岁殂谢，人皆惋惜。

族子用仪编其遗诗八卷存于家。”

1914-1993，湖南省益阳县人。陈鼎忠天倪五子。“一二九”运动时任武汉学联主席，并与沈钧儒先生等“七君子”同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解放后任贵州大学教授。历任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益阳陈君述元，余老友天倪翁之叔子。

年十二、三即能诗，余尝叹为才子。

阅十馀岁，复见所作，则已卓然自立。

顷者，印其《两间庐诗》数十首求序于余，曰：“后不复作矣。

”盖述元娴欧文，好其学，以为诗不足以尽其才。

余甚壮其意，然犹欲广之焉。

天倪翁，今之高密，亦龙门也。

文章抗晃贾，诗近大苏；广居论学，每标一义，往往出人意表，然皆人人所读书。

盖其才之锐，足以奴仆其学之博，无空言也。

翁仲子云章，余从女德芬之婿，本习土木，而好政事文学，亦高睨大谈，至或与翁龃龉。

而述元日者直视翁疾言曰：“大人古文固未工，即诗亦胡不若某某者。

”某某，江湖诗人也。

翁大怒，立起攘臂哗，至报以市井语。

他日，余从容谓翁曰：“述元之文余未见，未知于翁如何？

若诗则百炼之中，灵光隐现，其才有非翁所能易视者。

”翁不答，犹细语詈之，盖亦心喜余言也。

昔袁简斋以“性灵”说诗，人多诋訾。

余独节取其言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

”夫宁独诗，文亦有别才焉；夫宁独文，学亦有别才焉。

翁尤才于学，述元尤才于诗。

伟哉，三分天下之才，父子欲有其二矣。

虽然，诗不关学，言其初耳，其既固非学莫能精且大。

盖诗者可以不作，而不可以必不作。

惟无别才者，学愈多，诗愈拙；有其才者，学愈富，诗愈工。

夫天下之大，事物之赜，莫非学也，即莫非诗文也。

云章不为诗，然当力学，乃足以继翁之谈。

述元已工诗，尤当博学，乃足以张翁之教。

夫以述元之才，年甫三十，诚浸淫中西之学之益久，于诗必有欲已而不得已者，必有不求工而甚工者。

然则《两间庐》之诗，乌得止于是哉。

一九四六年丙戌季冬盅园刘宗向寅先序。

诗之为义，本之性情，而协乎音律者也。《记》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盖志之所之，音节亦随以异焉。逊清末叶，据乱之世也。其为诗者，率凄怨其情，叫嚣其气，惨然若不可终日。迨至民国，更益以鄙倍佻亵之词，纤仄委琐之曲，古所谓亡国之音，无乎勿具矣。 家君生长乱世，内伤小己，外悼军国，感时抚事，骨折心惊。故少年所作，多出入阮步兵、杜少陵两家。或稍为险怪，与卢仝、李贺相颉颃。年三十，乃自悔曰：“吾将以文学移易风俗，今反为风俗所移易，是物主而我客也。”于是尽取少作焚之，以啴缓庄裕之音，写温柔敦厚之旨，期以起衰而兴治。会世运日非，偏弦独张，而无与和者，其趣弥高，其情弥苦矣。 余与季弟述元，束发受书。家君刚日授经，柔日授史，独词章靳不以传。命余治工业，弟习祛书，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述元敏悟，间治词章，请正于家君。家君谕之曰：“汝诗虽未深造，然能自出机杼，颇有才气。倍道兼行，亦可追踪时贤。然多愤郁之言、奔放之作，于拨乱反正之元音，未有当也。” 呜呼，世局凌夷，寒门困惫。家君富有之业，穷无所施。其布于世者，仅泰山之一毫芒。余困于土木之役，未能赓绍；以继志述事，望之述元。然如泛舟大海，浮天载地，茫乎莫得其涯涘也。故于其所至者，徇友人之请，稍为刊布，著其既往，以策其将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陈云章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