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春馆词话》（以下简称《词话》）对唐宋词和清词名家名作，作出了精当的评述，同时更从词的风格、意境、声韵、句法，学词门径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解说。不仅是为欣赏词而作，更是为了金针度人，教人如何去填出优美的词作来。可以说，《词话》是朱庸斋先生一生创作和研究的心血结晶，堪称填词理论之大成，这是历代词话从所未有的成就。
《词话》卷一、卷二概论部分，内容丰富，说理翔实，以 下所述各目最有价值，可供后学取法。
朱庸斋先生论词、教词，有两个目的，一是如何读词，二是如何作词。
《词话》云：“学词须先从读词入手，首先了解作者之时代背景、生平，所谓知人论世。盖此二点不知，将莫测其中所有。”学词之法多方，学作词，先学读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两项读诗原则。面对前人诗作，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深入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及其思想感情， 他在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生活，经历过怎样的重大事件，思想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对这一切，要怀着理解与同情之心。知其世，诵其诗，方得尚友古人，明其心迹。王国维云：“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这里所谓的 “法”，不是具体的技法，而是理解问题的思想方法，在论世与知人的基础上，方能以己之意去逆古人之志，进入诗人之精神世界，理解其主体意识，揭示隐藏在诗句深处的孤独的灵魂。
知人，人实难知。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境界”，是与 “常人之境界”格格不入的。真正的诗人，具有其独特的诗人气质，是进取的狂者，也是颓放的痴人；既有淑世情怀，而又遗世独立；敏感激动，不守故常，更葆有纯真的童心。他们心中，梢神世界远比物质世界重要。在常人看来，诗人似乎都是有梢神问题的畸人，要以正常人的思维去解畸人的诗，无异于为“痴人”解梦。在“狂者”、“痴人”眼中，常人均是愚夫，以愚夫之意，去“逆”狂者痴人之志，欲得其本来就不清不楚的“实义”，以致佳诗尽成死句。
先生本身是词人，评论词人词作，固能深造自得，别有会心，亦须从知人论世入手。《词话》云：“贺铸为北宋词坛重要作家，其词风格多样，非论世知人，熟稔其生平及作品，不能定论。” “贺为赵宋外戚，又娶宗女，但出身武职，天性刚强，与人论事，坚执己意，虽贵要略不退让宽容，是以宦途偃蹇，其词即随遭际而变：早岁生活闲适优逸，小令清刚绮绝；既而官场失意，浪迹市廛，转近柳永；中年迁播不定，越激越高， 变为豪放；晚岁饱谙世故，英气销尽，遂变为平淡、沉郁、含蓄矣。”又谓厉鹗“生长于清代盛世，生活平庸单调，故其词 未臻沉郁深厚”。
先生主张，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托物言志”。指出“寄托乃应从大者而言，以志业相期，危苦杂乱，眷怀家国，个人得失，辄关大局，此可以言寄托也”，“以比兴体出之，托意闺帷，寄怀君国者，不得作为亸柳欹花求胜而论”。词有兴寄，境始大，体方尊。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大事关联，词就不是 “诗馀”了，它比诗更能表达幽窈的境界与情思，更能摇人心魄。先生又认为，纯写个人感情者，即使是有寓意的佳构，也不得谓之有寄托。“荣辱得失，离合悲欢，因与春花秋月，同一遭遇者，发言为诗，物我合一。或触物以兴怀，或缘情以赋物，此乃不过关系个人生活，即承平开明之际，亦所难免。此类作品，只直称之为寓意，不能辄谓之有寄托也。”《词话》对 “常州派评词，夸张比兴，肆言寄托”颇致不满，谓“寄托一词，不宜滥用；比兴之作，尤难肯定。必须因人、因时、因事而推断”。先生复函李文约又云：“屈原寄慨乃为君国兴废而出之，庭筠寄慨乃为个人得失而出之。怀才不遇，不得志于有司。故前人对温虽推崇至甚，亦未及言其以比兴喻国运，即张惠言亦不过谓其感士不遇而已。”
先生指出，读词之法有二：“一、专家词，取大家、名家之词熟读，意在其风格、面貌与写作方法。二、取古人同调名作熟读，意在比较其风格、面貌与写作手法之异同、优劣，尤注意词调之特点与作法。”不妨多读一些典范之作，吟哦背诵，如况蕙风所云：“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如何。”熟习后才能领悟语感。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响”、“哑”，也须注意。阅读过程也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努力去领略唐风宋韵，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精神，以便在创作时借鉴、吸收。
（本文节选自《朱庸斋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