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诗中三昧”浅论

作者：梅云　　日期：2010年11月11日

　　放翁早年诗学曾几，瓣香江西诗派，自言从军南郑后，始悟“诗家三昧”。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云：

　　朱东润先生据此及《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一诗，以为“论诗言三昧自放翁始，其言盖指诗人之志，所谓‘工夫在诗外’者此也”①。实则在放翁之前，言诗中三昧者，已不乏其人，如苏东坡“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近窥诗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搅，斋肠那得许坚顽”（《又赠老谦》）、释慧洪 “闻道高人愿力深，幽居端与法为林。风泉松雨随宜说，密室晴轩共一音。意妙故应人不荐，地偏还喜我相寻。夜阑更入诗三昧，消尽平生未死心”（《次韵法林禅寺》）、李之仪“平生所愿识荆州，别乘还容接胜流。异日崩腾惊海面，新诗清绝似槎头。常嗟盛事千年隔，谁谓馀光一旦收。便觉诗源得三昧，目中无复有全牛。”（《次韵东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古律各一》）、张文潜“苏子诗如刃发硎，十章入耳韵泠泠。文章三昧无多子，祇守君家旧典刑”（《观苏仲南诗卷》）……又如周紫芝《竹坡诗话》：

　　梁太祖受禅，姚垍为翰林学士。上问及裴延裕行止，曰：“颇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曰：“卿便是上水船。”议者以垍为“急水滩头上水船”。鲁直诗曰：“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山谷是点化前人语，而其妙如此，诗中三昧手也。

　　细绎诸家所谓“三昧”，大抵重在诗境之空灵，更近于佛家之玄谛。盖“三昧”一词，乃梵文 Samādhi 之音译，又译“三摩地”或“三摩提”，语出《大智度论》卷七：“何等为三昧？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 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 亦即三无漏（戒、定、慧）中之定境，臻乎此境者，则可杂念屏除，心不散乱，全神专注。世人借用此语，作口头之禅，举凡事物之奥妙、诗文之极致、艺术之诀窍等等，均可以“三昧”名之。然放翁所谓“诗家三昧”，似与诸家所言不尽相同。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示子遹》二诗中，谈及“三昧忽见前”之原因，并非林间寂坐，茗畔玄谈，而是在从戎暇隙，于“酣宴军中”、“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钗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之时所得妙悟；其所心仪诗家，亦非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而是屈（原）、贾（谊）、李（白）、杜（甫），并强调果欲学诗，应下诗外工夫。正如其《夜吟》诗所云：“六十馀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然则放翁所言“诗家三昧”，“金丹换骨”，果何指耶？窃以为当蕴含如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须积累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阅历

　　放翁所以卓然而成大家，得力于其西川仕宦、南郑从军。其《吕居仁集序》云：“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来自蛮夷荒忽辽绝之域，累数万里，而后至中国，以注于海。今禹之遗书，所谓岷、积石者，特记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尔雅》谓昆仑虚，而传记又谓河上通天汉。某至蜀，穷江源，则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断壤绝，不复可穷。”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于此有极精湛之论述：

　　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复。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 ；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 、“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 、“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②

　　按：钱先生所引放翁“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一诗，题曰《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法不孤生”，与圭峰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心不孤起，托境方生”意思相近；“欲镂虚空”，意即《王直方诗话》所引山谷之语“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③ 元遗山《论诗》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亦主张写诗必须亲历其境。遗山所处时代，略晚于陆，且居于金国，未必获读放翁之作，而所持观点，若合一契，诗风亦颇类似。个中缘由，可作专题探究，此文从略。

　　其二、须重其身而养其气，不求苟合于世

　　放翁《上辛给事书》云：“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于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馀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则愚矣，而世遂谓某终无所合，某亦不敢谓其言为智也。” 试以此文参其“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工。淩空一鹗上，赴海百川东。气骨真当勉，规模不必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匆匆”（《示友》）及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等诗，可知其蕲向所在矣。不妨再举其《秋夕》一律为例：

　　此诗作于宁宗嘉泰四年（1204），放翁八十岁，退居山阴。“承学”句自谓承曾几之学，而曾几乃胡安国弟子，故放翁亦喜研《春秋》大义，力主“尊王攘夷”,此即次句所谓“初心”。然此平生襟抱未得一展，徒然以诗名传天下，岂能不悲愤填胸？第四句可与孝宗乾道八年（1172）四十八岁由南郑往任成都府安抚参谋，初悟“诗家三昧”时所写“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同参。由于忆及当年从戎，故又“抚事”而“悲长剑”，“怀人”而“感短檠”。此年韩侂胄正力主北伐，而放翁闻雨声而幻鼓角，却不能亲赴战场，遂以“不堪”二字，抒发忧愤。此等杰构，不胜枚举，最见放翁沉郁诗风。苟非重其身而养其气，焉能臻此哉？

　　其三、力去琢雕，不求奇险，以“无人爱处”为工

　　放翁《明日复理梦中作》诗云：“白尽髭须两颊红，颓然自以放名翁。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高挂蒲帆上黄鹤，独吹铜笛过垂虹。閒人浪迹由来事，那计猿惊蕙帐空。”其中 “诗到无人爱处工”一句，大是妙语，与韩昌黎《与冯宿论文书》“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之雅噱，后先辉映；苏东坡《谢李公择惠诗帖》中亦有“公择遂做到人不爱处”之语，惟不如放翁措辞显豁耳。所谓“无人爱处”，即不趋时尚，不媚俗人，别出心裁，自成风格。欲达此境，必先去琢雕，以葆生机；亦必忌奇险，免伤气骨。是以放翁另有诗云：“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 （《读近人诗》）。首句“琢雕”云云，即《示子遹》中“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次句“奇险伤骨”，则可作“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注脚；第三句“太羹玄酒”，语出《大戴礼记·礼三本》：“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太羹，贵饮食之本也”， “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喻清醇自然之诗；末句“蟹螯蛤柱”，则出东坡《和蒋夔寄茶》“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又，东坡曾言 “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仇池笔记》卷上） ，可知放翁是借此批评江西诗派奇诞险怪诗风。姜白石曾转引尤袤评南宋四大家语曰：“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足见放翁所处时代，人皆喜江西诗派之诗，故“诗到无人爱处工”，实有为而发，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兹以《雀啄粟》为例，略窥放翁为此所作探索：

　　此诗作于宁宗开禧三年（1207），放翁八十三岁。是年十一月，宋王朝屈辱求和，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死韩侂胄，凡与韩有牵连者，均遭流放贬谪。前四句以“车败”暗指韩之被杀，“饷来”则指史弥远之笼络人心；“雀”与“乌”喻“乘时投隙”者，兼指受韩侂胄牵累及被史弥远利用之双方；“苟得”用《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语，并隐含孟子“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之意。后四句以“鸿鹄”自喻，谓忍饥蓬蒿固难，然毕竟可远弹射之辱。就立意而言，此诗对韩侂胄寄予同情，与当时士人舆论颇不一致，必不为人所爱；就其遣辞而言，并无组丽之语，而颇古拙木讷，人爱之者恐亦寥寥；然其中所寓悲慨则极为深沉，少陵诗云：“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前出塞》之九），殆此之谓乎？

　　抑更有言者，放翁所言“诗家三昧”，在内容上，偏重社会生活，故其《剑南诗稿》中，多直面人生、感时书愤之作；在写法上，崇尚淋漓尽致，故笔致酣畅雄放，而稍欠馀味。后世言“诗家三昧”者，自以清代王渔洋为巨擘，观其所辑《唐贤三昧集》，收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四十馀家，唯独不收李杜，足见渔洋所赏，仅限于翡翠兰苕，而于掣鲸碧海之境，实未尝梦见也。盖其以“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故对放翁之诗，殊乏真赏。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云：“渔洋先生极不喜诗作大尽致语，所以于唐人不喜白公（居易），甚至戒初学者不可轻看白诗。此虽太过之言，亦实即三昧之所以为三昧也。若放翁则全以淋漓尽致为能事，而渔洋未尝不于放翁有取焉者，此义是也。”④渔洋“于放翁有取”者，皆非放翁第一流作品，观其为朱彝尊所举放翁可踪唐贤绝句，仅《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重阳》（“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商略此时须痛饮,细腰宫畔过重阳”）、《梅花》（“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驿灯前各自愁”）、《小雨极凉舟中熟睡至夕》（“舟中一雨扫飞蝇，半脱纶巾卧翠藤。残梦未离窗日晚，数声柔橹下巴陵”）四首（《池北偶谈》卷九），而不言《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可知其所谓“三昧”，与放翁大相径庭也。

【注】
①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第一版）P143
②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P193
③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王直方诗话 山谷论诗》（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P4
④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一版）P299